《人生之路》勾起了我痛苦的高考记忆
文/崔永平
电视剧《人生之路》是以高加林高考被顶替事件而展开的。全剧的情节跌宕起伏,曲折复杂。剧情发展到第33集时,又出现许小萍高考被班主任女儿陈美娟顶替的事件。这一连串高考事件的发生,使我早已平静的内心里,再次泛起波澜,那些痛苦的高考画面又如梦魇般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那是1980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麦场上打场,我们同作业组的邻居兴冲冲地派跑来对我说,早上听到公社广播站的通知,说今年的大学录取名单下来了,全公社6个人,其中就有你。我一听这个消息,并没有立刻兴奋起来,因为这样的恶作剧以前就有过——我已经是连续三年的高考落榜者了,对于高考的落榜已经感到了麻木。
我只是很平淡地回答他,别拿我开玩笑了。他说这次是真的,不信中午再听广播。中午我早早回家等候在广播下,12点整公社转播站正式开播,15分钟新闻摘要节目后,播发了古浪县“重要通知”,大致内容是:接古浪县招生办通知,1980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已经开始,我公社有6名同学被大学录取,接着是6名同学的名单,其中就有我的名字。这时不知是紧张还是兴奋,我的心反而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名字念完了,我却怀疑自己听得不清楚,所以下午又叫妹妹再次来听。
下午6点钟,公社转播站再次正点开播,为了确保收听准确,母亲、永花妹和我一起站在广播下聚精会神地收听广播通知,主要是听有没有我的名字。几个人听完以后,母亲说她什么也没听清,我和妹妹都确认准确无误。这天晚上我们一家吃了一顿很开心愉快的晚饭。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等待。期间免不了有许多羡慕的目光和真诚的祝福。但是,过了8月,又过了9月,我们几乎是每天收听广播,最终也没有等到那使人激动不已的“另行通知”。因为我是社会考生,我的录取通知书应该是通过邮寄方式送达。我和邮递员很熟,多次问询他都说没有我的信件。
大约到了10月份,其他被录取的学生已经报到上学了,我既着急又痛苦。既不想去劳动,也不想与外面的同学朋友联系和倾诉苦恼。因为熟人见了就问“你不是考上大学了吗,怎么还没有走?”刚开始我还自豪地回答还没有收到正式通知,还在等待,这个时候我已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就在我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有一个朋友捎来口信,说是古浪三中的钱校长说如果我愿意就到他们三中去补课。于是,我背着行李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再次走进了久违的课堂,第二年才被正式录取……
我出生在祁连山余脉的一个小山村,北邻浩瀚的腾格里大沙漠。距离县城近100公里,由于人口不多,直到现在那里还没有直达县城的交通车。常年干旱少雨,风沙肆虐。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我们那里基本上都吃国家“供应粮”。所以“跳出农门”就是我们那里年轻人奋斗的第一目标。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谁家出来一个“公干”人员,就有可能带动全家摆脱贫困。可见“公干”对于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意义之重大。
我们是多子女家庭,父母很开明,早就声明“谁奔出去是谁的福分”,但我是兄弟中的老小,高中毕业以后,我们家已经出去了两个当兵的,一个当基层干部的和一个当煤矿工人的。在我之前,五哥又以全省历史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武汉大学。因此,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二是考学。
我曾试想走当兵之路,结果连续两年验兵合格后又被“你们都出去了,谁来种田养活你们家人”的理由而阻挡。从此,我跳出“农门”的又一条通道被堵死了!
虽然我们兄弟姐妹多,但我高中毕业以后,已各自分家另过。我们家就剩六十多岁的母亲和我及尚未出嫁的妹妹。因此,为了吃饭,为了挣工分养家,我必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1978年11月24日晚,安徽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的社员大会开创了“包产到户”的先河,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其实,此时我们那里的农村改革也已风起云涌:第一步是生产队分设,即把生产单位进行“分解”和“细化”。第二步是“包产到组”。即按照现有的人口和户数,按照自由组合的方式成立若干个生产作业组。我即被推选为官庄队第一家庭联产承包作业组的组长。
村里虽然发生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变化,但我参加高考的信念一直没有改变。因为我高中的班主任老师(武威地区高考阅卷组的成员)曾阅过我的试卷,他鼓励我“肯定能考上大学”。所以,为了不影响我们家的分地分粮,也更是为了掩饰我万一考不上被别人耻笑,我选择了一边劳动,一边复习参加高考。我每天正常参加生产队和后来作业组的劳动,给大家以“死心塌地”务农的感觉,但是,每天晚上我都在认真地复习功课,从不懈怠。
为了应对新的考试,我对自己学习的方法等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制定了详尽的学习计划。找到本村高中刚毕业且不准备参加高考的同学,把他的课本借来,和在校学生一样“推进式”复习;要求背诵的课文必须背诵,要求默写的必须默写;还到母校向政治老师索要一些时事政治的复习资料,或他们自己整理的复习资料;对于历史、地理更是把每一个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结果、意义等内容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进行梳理,把“名词解释”整理成小卡片,每天劳动时带在身上,休息的时候或者有时借上厕所的机会,把所带的卡片温习一遍……
我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但是又发生了如此情况。
关于我们县1980年的高考录取问题,我一直以善良的心态渡人渡己。虽然后来曾在报纸上看到武威地委书记帮助儿子在高考中弄虚作假被处理的新闻,但我还是幼稚地认为这是偶发事件。直到多年以后,我已经从基层调到机关,又从机关调入省城。媒体依然爆出某地考生参加高考被人冒名顶替的消息,甚至还曝出顶替人的相关情况等,我才突然产生想查一查当年我们县高考录取情况的想法。
我见到高中时的一个同学,他恰巧就在县教委工作,我问他八零年高考的资料现在还能查到吗?他回答“那上哪儿查啊”?我一听难度较大。后来我也设想,即使查了可能有三种结果:第一,正如我同学所说,压根就找不到原始资料,无从核实当年的招生情况;第二,找到了原始资料,也查出我的高考分数就在当年高考分数线之上,至于报考的院校为什么没有录取我,现在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该向谁去问询?第三,已查出就是“张三”或“李四”顶替我上了某大学,就如电视剧《人生之路》中的高双星那样,该生在校表现良好,后来顺利毕业,顺利参加工作,顺利娶妻生子,或许早已当上了某单位领导。我能把他(她)怎么样呢?能把他(她)退回到30年前的状态吗?或者能够追究当年始作俑者的责任吗?当年的始作俑者或许已经带着羞愧离开了这个光明的世界,这不又是一桩无头案吗?后来我慢慢又打消了这个能够明我心境的念头。
电视剧《人生之路》中的许小萍高考被班主任女儿陈美娟顶替,十年后被发现,虽然事件参与者最终都受到了处理,陈美娟被取消了学籍,其母亲也被开除了公职。但是许小萍被偷走的人生却没有改变,这个责任到底由谁来负呢?许小萍最后从打工的高楼上纵身一跳,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心灵拷问!
在中国,高考一直是一个人打开命运之神的钥匙,也是跨越人生之路的一个重要台阶。尤其是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更是如此。电视剧《人生之路》中的高双星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幸好,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点,国家于2020年拟修刑法,将冒名顶替上大学认定为犯法。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二审议稿规定“滥用、冒用他人身份,顶替他人取得的高考学历教育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就业安置待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组织指使他人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我们恳切地希望,随着社会的进步,高科技(指纹识别、人脸识别、虹膜识别)在高考中的运用和法制的日益完善,高加林、许小萍等上大学被顶替的悲剧不再重演!
看罢《人生之路》,许多人都感慨良多:人生之路沟沟坎坎,风风雨雨,当你站在巅峰观赏彩虹的时候,你所经历的一切痛苦与磨难、拼搏与奋进都将折射出人生的光彩。只要少年意气不熄,人人都能走出自己满意的人生之路。我们应该向高加林、刘巧珍学习,在各自的人生之路上自强不息,努力拼搏,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作者简介:崔永平, 甘肃古浪县人,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政工师。先后在工商银行金昌分行和甘肃省分行从事人事教育、纪律检查等工作。爱好文学,曾在报刊杂志发表诗歌、散文、游记等各类文章数百篇,出版个人传记性文学《往事记忆》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