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斯坦福大学典籍系和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教授，著有《西方为何主导世界--写给今天的书：历史发展模式及其对未来的启示》(2010，此文为该书概述)。
假使时光倒流，15世纪世界最伟大的水手——中国人——肯定早就发现了美洲，并会在那里拓殖。但是，就像地理位置曾使“丘陵侧翼”的人们更容易栽培庄稼和驯养家畜一样，这次西方又蒙幸运之神垂青：英格兰到美洲的新英格兰的距离仅是中国到加州距离的一半。
过去的500多年间，西方缘何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对此，人们有诸多解释。然而伊恩独辟蹊径地指出：西方之所以崛起并赢得全球霸主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先天的地理优势。
“我穿的衣服是你们的款式，我说的是你们的语言，我看的是你们拍的电影，甚至今天是(公元纪年上的)哪年哪月哪日，都是你们说了算!”
这是马来西亚律师沙德·法鲁奇(Shad Faruki)在1994年对采访他的英国记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说的话。他的话不无道理。200年以来，聚集在北大西洋沿岸的一些国家(世人通常用“西方”来描述它们)史无前例地统治和支配着这个世界。
大多数人都想知道：为什么是西方主导着我们的世界?这个问题有无数种理论解读。可能有人会说：西方人具有优于其他人群的种族优势;也许有人认为西方文化独具活力，或者是西方世界拥有更好的领导者，也有人认为可能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基督教使它拥有某种优势。还有人干脆说西方的主导地位是命中注定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不过是一件颇具偶然性的事件;现在很多西方人注意到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增长将世界拉出了经济衰退;一些历史学家甚至放言：目前西方处于主导地位不过是历史的小插曲，世界终将回归古老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模式。专家们分歧如此巨大，这就需要我们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持西方主导论的人，如经济学家、政治评论员和社会学家等，他们倾向于依据当代所发生的事情，而对历史做出判断。然而，研究西方为什么能主导世界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另辟蹊径：从历史中寻求答案，并观察其发展走向。正如这本杂志的主编指出的那样：“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对于现在有着重大的意义”。
历史的形成
为了解释西方为何占据主导地位，这需要我们以一种不同惯常的视角审视历史：我们关注的目光应该从某些历史事件中挪开、转向更宽阔的历史画卷，即全球范围内数千年的历史变迁。这样首先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人类在生物学上的同一性，这一点会完全否定从人种决定论作为切入点来解读西方的主导地位。
我们人类属于现代人种，在距今20万年至7万年前在非洲大陆进化而来，并在最近6万年的时间里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迁徙和繁衍。大约3万年前，我们人类的旁系先祖，如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退出了舞台;到了距今1万年前的时候，地球上仅剩下一支现代人种(那就是我们人类的祖先)，并且他们占据了这个星球的每个角落。这样广泛的分布也促使人类基因进一步分化，但是由此形成的人种之间的差别大部分是浮于表面的(如肤色、眼睛和头发的颜色)，而因基因突变造成的较大的区别(如头颅形状和耐糖性)则和西方主导世界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解答西方为何主导世界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个事实：无论东南西北，我们去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现每个地方的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那么，不同地区的人类历史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很多历史学家指出：西方文化有其独到之处。他们说，看看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圣经》里蕴含的智慧，或是莱昂纳多·达芬奇的辉煌成就;自古以来西方就独领风骚。可是这种所谓的“文化比较”显然过于偏颇。举苏格拉底为例，他当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在公元前5世纪，和他同样活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还有以色列的希伯来先知、印度的佛陀和耆那教的创始人，中国的孔子及道教创始人老子。这些圣哲和苏格拉底一样，都在苦心孤诣地探究这样的问题：“我能认识真实的世界吗?”、“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及“怎样才能完善我们的社会?”。他们的思想被记录下来，在各自的文化里都成了典籍，并被后人视为解答生命意义的不朽的着作。
希腊罗马人、犹太人、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典籍中的思想如此相似，因此学者们通常把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称为“轴心时代”(Axial Age)，意指欧亚人的思想史均以那个时代萌发的思想为中心。此后从地中海到黄海的广阔区域，出现了(比那个千年)更大更复杂的社会;它们也都经历过类似的问题和挑战，它们找到的解决方法竟然也是相似的。苏格拉底是恢宏的历史画卷上的一份子，但是他并不是引导西方走向世界主导地位的唯一的巨人。
纵观人类历史全景，基督教同样也是如此。我们与其认为它是西方独有的文化优势，不如将其视为反映世界大趋势的一种地区性宗教，这样更为合理。公元前5世纪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之时，人们产生了新的困惑(如“人是否有前世今生?”，“我能得到救赎吗?”)迫切需要得到解答，应运而生的新信仰赢得了将近4 000万信众;几乎在同一时期，随着大汉王朝的消亡，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也给出了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并一举赢得了4 000万的追随者;之后，伊斯兰教很快也在非洲、中东和南亚赢得了众多信徒。
即便是文艺复兴时期成就斐然的人物，如莱昂纳多和米开朗基罗，他们赋予古代西方智慧新的意义，并以此改造当时社会从天文到美术的方方面面。我们最好这样理解他们的历史角色：他们是中世纪后欧洲社会嬗变急需的新型知识分子。而中国早在此400多年前就有了中国版本的“文艺复兴”式人物，他们也利用古代智慧(当然是东方智慧)来变革一切事物。以沈括(公元1031--1095)为例，他完成了一部鸿篇巨制，内容涉及农业、考古学、制图学、气候变化、经典着作、人类学、地质学、数学、医学、冶金学、气象学、音乐、绘画和动物学。渊博如莱昂纳多也当击节称奇。
上述事实一再表明了：西方文化虽辉煌，却绝非混沌世界中唯一的文明之光;它只是人类文明发展洪流中的一条支流(位于西方的一条支流)。如果我们按人类学的视角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看待西方文明，西方历史也会被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模式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而不是绝无仅有的发展历程。在人类历史初期，原始人以打猎兼采集果实为生，过着群居的生活，人群规模小却是人人平等。冰河时期之后，一些人择地定居下来，形成村落;他们开始种植野生植物和驯养野生动物。渐渐地，一些村庄演变为城市，精英统治阶层开始形成;再往后，一些城市变成城邦，继而形成帝国，最后变成工业化国家。没有一个社会能从打猎、采集阶段一跃而入高科技时代(除非有外力影响)。无论人类身处何方，就人本身而言，他们几乎都是一样的;也正是基于此，人类社会几乎都遵循相同的文化发展顺序，西方社会也不例外。
地缘，地缘，地缘
也许你已经注意到，我举的例子，如意大利、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都位于一条狭窄的纬度区间，即北纬20°-35°之间，也跨越了整个的旧世界。这并非纯属偶然;事实上，它是解释西方为何主导世界的关键所在。任何地方的人也许大体上都是相同的，可是他们所在的地方并不尽然相同。地理位置的优劣决定了世界上这些差异的存在。
大约一万两千年前，冰河期将近尾声时，气温开始升高。全球变暖对地球各地都造成严重影响;不过跟现在一样，它对一些地方的影响要甚于其他一些地方。在北纬20°-35°之间以及美洲大陆南纬15°至北纬20°之间的地区，由于气候转暖的缘故，产大粒种子的野生植物和较为温顺的大型野生动物出现、并且大量繁衍。这些野生植物包括小麦、稻子、类黍类(玉米的前身)，野生动物有野山羊和野猪等。这对于食用它们的人类而言是个福音，在侍弄这些生物的过程(培育并照料植物，放牧并挑选动物配种)中，人类也无意间学会种植这些野生植物并驯化了这些野生动物，并分别将其变为庄稼和家畜。我们大肆改变了它们的基因，以至于它们变成了新的物种，这给我们提供了远多于从前的食物。可以这样说，转基因生物早在那个时期就出现了!无缘生长在这些“幸运地带”(lucky latitudes)的动植物本来也有可能被驯化和被人工种植，不过它们的数量相比之下实在太稀少了。确实，在很多地方，如西欧大部分地区、非洲南撒哈拉地区和澳大利亚，那里本土基本上没有可以被驯化的物种。其结果可想而知，即便到处都是一模一样的人，可是在那些幸运地区的人们要远早于其他地区的人们开始种植农作物和驯养家畜、从而进入农耕时代。幸运地区的人们并不见得比其他地区的人更聪明或更勤劳，可是大自然就是赋予他们更多的生产资料，并保证他们的生产劳动发展迅速。
大自然在幸运地带的内部也不是完全公平的。所谓的“丘陵侧翼”(Hilly Flanks)，即从今天的以色列一路经由叙利亚、土耳其南部和伊拉克北部、直至伊朗西部的那片区域，尤其受大自然的眷顾;中国长江和黄海之间的区域及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谷次之;墨西哥的瓦哈卡和秘鲁的安第斯山脉一带则更逊一筹。其结果就是丘陵侧翼成了这个星球上第一个进入农耕时代的地区(公元前7500年之前)，接着便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公元前5500年前后)，然后是瓦哈卡和秘鲁(公元前5000年前)，最后才轮到地球上其他地区的人们，他们在接下来的7 000多年时间里陆续进入农耕社会。
农耕模式能从其若干个起源地向外传播，究其原因是比起狩猎和采集，它能养活更多的人。虽然农夫们的生活通常比猎人辛苦，伙食也赶不上猎人，但是这些都不是关键所在。农夫们在数量上的优势、其处于萌芽期的劣根性(源于群居生活，与家养牲畜的“品行”有类似之处)、效率更高的组织(较大的村庄维持秩序所需)以及更优良的武器(解决不断争端的必需品)，使他们与猎人的较量中稳稳地处于上风;猎人要么为了自身利益，投身农业劳动，要么选择逃离。
世界主要农业区在它们发展扩张的过程中逐渐建立了复杂的机构。在农耕时代开始前的3000-4000年间(即公元前3500年前的亚洲西南部地区、公元前2500年前的印度河谷、公元前1900年前的中国、公元前1500年前的墨西哥和公元前1000年前的安第斯山脉一带)，最初的城市和国家初具雏形。在之后的几百年间，开始有官员专职记录大事;在2000多年前，从地中海到中国的广大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的帝国，其人口规模达千万。帝国的军队和商人那时已将农业、城市和文字推广到幸运地带之外的地方，直至西北方寒冷多雨的大不列颠和东南部炎热潮湿的柬埔寨。这些伟大的帝国--东方的大汉王朝、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伊朗的波斯帝国和最西边的罗马帝国--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其中地域最广阔、最富有和气势最为磅礴的帝国是罗马帝国，它是欧亚文明的继承者，它就位于丘陵侧翼，是世界最西面的主要农业区。
地缘学解释了农业为何最早发祥于旧世界幸运地带的最西端;如果西方能一直保持厚爱它的大自然赋予它的这一领先优势，如今用地缘学来解释当今西方的主导地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距今1万年的历史里，西方并不总是地球上最富有、最强大和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在超过1000年的时间里(最晚从公元600年一直到1700年)，扮演这个角色的是中国，而不是西方世界。
罗马帝国和大汉王朝灭亡后到在公元6世纪之前，中国又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而西方仍然是呈小国割据状态，还受到阿拉伯人的入侵。在公元700年前，中国(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很可能人口已达百万，中国的文学也正处在鼎盛时期。木刻板印刷术使中国人印出了数以百万计的书籍，购书时人们用世界上最早的纸币(10世纪的发明)来支付。公元1000年之前，文化蓬勃发展之外，经济也迅猛发展：公元11世纪中国每年生产的铁相当于工业革命前的1700年整个欧洲的铁产量总和。为了生产出这样大量的铁，中国的铁匠几乎成片地砍伐森林;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比西方提前600年学会了用焦炭熔化铁矿石。
数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财富和国力使西方相形见绌。1405年-1433年，当小小的葡萄牙轻帆船试图在非洲西海岸登陆时，中国皇帝派出的庞大的舰队横渡了印度洋;舰队是由宦官郑和带领的，传说中此人身高近3米，腰围2.3米。郑和的指挥船和它的主人一样，都是巨型的;船身长达80米，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木船。当哥伦布在1492年起航时，他的指挥船比郑和船上的主桅杆都短，长度仅仅是这位巨人的船舵的长度的两倍。哥伦布带领了三艘船和90名水手，郑和则率领着300艘船和27 870名水手。他的舰队带走了印度各城市呈给中国皇帝的贡品，访问了麦加，甚至到达了肯尼亚(此处是否是郑和舰队遇难的地点，对此中国的考古学家至今还有分歧)。
地理位置与力量
中世纪中国的辉煌看来并不支持以地缘学解释西方的主导地位。毕竟，近500年来地缘并没有改变多少。
不过，地缘也有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地缘塑造了历史，但并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而进行。地缘位置决定了地球上某些地方的社会发展比其他地方要快得多，但是与此同时，社会发展的程度也决定了所在的地缘位置的意义。
再次以大不列颠为例，它从欧亚大陆伸向寒冷的大西洋。4000年前，它远离古文明中心，如尼罗河流域、印度河谷及黄河流域;这些地区的农耕文化已经发展了上千年，那里有大型的城市，成千上万的劳工为了达成他们神圣的国王希冀永生的愿望，在拼命建造金字塔和宫殿。当时这些事物和现象在遥远的大不列颠几乎无迹可寻，不过它们也在缓缓地从地中海的中心区域移向大西洋的西海岸。可以这样说，地缘位置拖累了大不列颠的发展。
但是如果我们能跨越三千多年，也就是距今400年前，我们就会看到，曾经使大不列颠落后的地缘位置如今却带给这个岛国以财富和强盛的国力。它已经进入快速扩张和发展的阶段，它拥有能横渡大洋的船只和射杀大洋彼岸人们的大炮。向大西洋延伸这个4000多年前的地理劣势，从17世纪起却成了一个巨大的地理优势。
最初到达美洲大陆的是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热那亚人;1497年到达纽芬兰的著名的“英国”探险家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实际上是在弗罗伦萨长大的，原名乔瓦尼·卡波多(Giovanni Caboto)}，可是他们很快就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远远甩在后头;这不是因为来自大西洋沿岸的冒险家比地中海人更勇敢或更聪明，仅仅是因为西欧离美洲更近一些。
假使时光倒流，15世纪世界最伟大的水手-中国人-肯定早就发现了美洲，并会在那里拓殖{2009年，太平公主号(Princess Taiping)-一艘仿照15世纪大木船的复制品-眼看就要圆满完成从台湾到旧金山的往返航行了，可是就在离台湾20英里处与一只货船相撞，以致这次航行抱憾而终}。但是，就像地理位置曾使“丘陵侧翼”的人们更容易栽培庄稼和驯养家畜一样，这次西方又蒙幸运之神垂青：英格兰到美洲的新英格兰的距离仅是中国到加州距离的一半。几千年来，由于缺乏渡洋的船只，这个地理位置显得无足轻重;然而，在公元1600年前，这一下子就成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理优势。至此，地理位置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仅仅是开始。17世纪，以北大西洋为中心，一种新型的经济开始出现;它通过挖掘利用西北欧各处海岸的地缘差异获得巨额利润，并推动了工资的上涨。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人获得的报酬急剧增加，因为他们能解释风和潮汐的工作原理，或能用更好的方法测量和计算，或是能解释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奥秘。不出所料的是，欧洲人开始以新的眼光观察世界并积极思考，这带动了一场科学革命。这之后，他们又将这场革命拓展到他们生活的社会，我们现在称之为“启蒙运动”。牛顿和笛卡尔无疑是天才，可是中国的顾炎武(1613-1682)和戴震(1724-1777)同样也是天才，他们也用毕生的精力研究自然界。而差别就在于：地缘学仅仅向牛顿和笛卡尔提出了新的问题。
西方人回答了这些新问题后，发现这又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在1800年之前，科学和大西洋经济的结合为商人们提供了进行机械化生产和利用矿物燃料的动力和机遇。这些都发端于大不列颠，那是由于其地缘位置有助于这些新事物顺利产生。矿物燃料提供的巨大能源迅速引发了人口爆炸、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军事力量的强大。所有的障碍都消除了。1842年，英国的军舰打开了中国和西方贸易的大门，美国人在11年后也用同样地方法打开了日本的大门。西方统治的时代开始了。
以史为鉴
我们从所有这些历史中学到了什么?我想主要有两点。一是既然人都是一样的，在过去的一万年时间里，拥有相同生理特质的人类共同完成了人类社会在财富、生产力和军事力量上的大跨越;二是地缘学解释了地球上一些国家(我们称之为“西方”)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原因。
地缘位置决定了在冰河时代末期地球开始转暖之时，从欧亚大陆到地中海再到中国这一片幸运地带先于其他地区开始农耕文化、继而创造了第一批城市、国家和帝国。但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它改变了地缘位置的意义;权力和财富的中心也开始在幸运地带的这几个国家之间不断变更。原本欧亚大陆的西部一直到公元500年都保持着领先地位，但是在罗马帝国和大汉王朝灭亡后，重心开始向东移到中国，中国的优势保持了了一千多年。直到1700年左右，权力和财富的重心才重新向西方移动;这主要归功于枪炮、指南针和航海船只的发明。虽然这些发明最初源于东方，但是由于地缘位置的原因，这些发明在西方更有用武之地。西方人然后开创了大西洋经济，围绕“世界是怎样运行的”提出了意义深远的新问题，并把西方人带进了科技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中。在19世纪中叶，西方占据了世界的主导地位。
但是历史并没有就此止步，地缘决定历史的法则继续发挥作用。1900年之前，以英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将北美的丰富资源吸纳进来，并把美国从一个相对落后的、无足轻重的地方变成新的世界中心。20世纪，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将亚洲的资源吸收进来，从而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然后是中国和印度，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力量。
通过综合分析这些历史发展模式，我们可以做一些预测。如果整个21世纪能保持20世纪的发展速度，那么在2100年前东方的经济会超越西方;但是如果发展速度呈加速状态，就像15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那样，那么东方在2050年就能占据世界主导地位。
快速变化的时代
这一切分析看来十分清晰，可是没有将一个令人困扰不已的问题考虑在内。过去的历史表明，地缘塑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模式，与此同时，后者也在影响地缘学的意义;现在所有的迹象表明，21世纪地缘学的意义将比以往变化地更为迅猛。我们甚至可能会说：地缘学正在丧失其意义。世界正在变小，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如核武器、气候变化、大规模移民、流行瘟疫、以及食物和水的供应，这些都是世界性的问题。或许，历史真正给予我们的警示是：在东方超越西方之前，西方为什么占主导地位这个问题也许将不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