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看中国近代史，不得不提一个人曾国藩，可谓西南一柱!为晚清苟延喘息延续半个多世纪!以下是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曾国藩简介及生平事迹：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曾国藩简介及生平事迹
曾国藩简介：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一生著述颇多，但以《曾国藩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光绪五年(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本人也善于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村庄，诞生了一位对晚清历史影响颇大的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100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43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但是中国人总是喜欢把一些灵异之事附会到大人物身上，对曾国藩也不例外。
出生：巨蟒转世的神话
传说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个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随即有人告诉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个曾孙了。”老人一听，恍然大悟，认为这新出生的曾孙就是那条蟒蛇投的胎。他联想起唐朝名将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大蟒蛇进门，因此认为曾家将来也要出一个大贵人。很快曾国藩是蟒蛇投胎之说就在当地传开了。随着曾国藩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个说法也就越传越远。
事也甚巧，曾国藩生有疥癣，小时还并无多大痒痛。到了35岁以后，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地高升，他身上的疥癣也随着一天一天地扩大，简直奇痒无比。曾国藩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苦不堪言。
在曾国藩祖屋的后面，“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绕，树已槁而藤且益大且茂，矫若虬龙，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条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得意洋洋;待曾国藩死后，该藤就叶落枝枯，不久就死了。人们对此觉得很是奇怪。
这样，巨蟒入梦，癣如鳞，祖屋藤似蟒蛇，种种异事都发生在曾国藩身上。有人因缘附会，杜撰了曾国藩是巨蟒转世的神话。
当然，上述传说或巧合、或附会、或杜撰，不足凭信。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评判功过是非的定性评价，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成就的事业，确实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有时甚至真有点像是天佑神助。
出头：不信书，信运气
据清人朱克敬撰《瞑庵杂识》记载，曾国藩曾经对吴敏树和郭嵩焘说，自己死后的碑文由这两位执笔，但是要加上这样的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的运气往往表现在人生的关键时刻。
科考得意，入翰林院 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3岁才成为生员(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28岁那年到京城会试，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一般来说，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发榜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下面的“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院的几率不大。据说，曾国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后很是丧气，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两年之后，庶吉士散馆，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12年的京师为宦生涯。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迁会如此之快，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国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而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襄助，这个权臣就是在当时权倾朝野、在后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使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曾国藩仕途顺利，自然对他所服务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对当时内忧患的局面，他更急于为这个朝廷做点什么。也许在他看来，当时最大的祸患，并不是外国的兵舰，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风气、官吏蠹民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因此，他在咸丰皇帝即位后，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议咸丰皇帝不要因为斤斤于细节而忽略大事，不要因为尚文饰而不求实效，不要因为凡事专断而使大臣无所措手足。这么尖锐的批评在唯唯诺诺已成风气的当时，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曾国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事实上，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欲罪之”，后因为大臣求情才作罢，还假惺惺地“优诏褒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他所效力的朝廷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自他对朝廷眷顾的知恩图报，一方面来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朝廷的命运休戚相关。曾国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沉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其结果则是，他的要求和建议根本得不到重视，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来越孤立。此时，他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罢黜，京师再也没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间。曾国藩在一首诗中写道：“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说明他已经萌生了退志。
咸丰二年(1852)，朝廷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他如释重负，立即离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丧。在曾国藩回乡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清廷所依仗的绿营兵不堪一击，清政府急命各地加紧兴办团练。1853年1月，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
出名：“曾剃头”、“曾屠户”与“中兴第一名臣”
可以说，曾国藩真正走上历史前台，施加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独特影响，是以他在原籍襄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开始的。这不仅关系到曾国藩的一生荣辱，而且关系到大清王朝的气脉运数。从这时起，曾国藩的才能和个性逐渐得到展示;也是从这时起，人们给了他各式各样的骂名和美誉。
“曾剃头”、“曾屠户”。在太平军巨大声势的影响下，湖南政局动荡，许多不满地方官压迫和地主豪绅盘剥的农民趁机起来活动。曾国藩看到湖南的形势严峻，存在着爆发大规模起义的危险，因此断然采取铁腕高压政策。一方面，鼓励乡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之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各地的土豪劣绅平时就欺压良善，此时更是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在团练大臣公馆直接设立审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审案局成为在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因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4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在家杀人，以至于该县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没有几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何故，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
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绅势力又抬起头来，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牢固的后方基地。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但是老百姓和社会舆论却激烈地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和诅咒传遍湘省。
“中兴第一名臣”。对于清廷而言，曾国藩能够带着他培养起来的湘军将几乎使清王
朝灭亡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挽救了清王朝即将覆亡的命运，并将清王朝带向了所谓的“同治中兴”，自然是“功莫大焉”，也无愧于“中兴第一名臣”的“美誉”。关于曾国藩与太平军之战，许多历史读物中都有介绍，这里不必多言。而他以一介儒生开始带兵，从襄办团练开始，最后练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支“兵为将有”的军队，并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仅是“天佑神助”了，其人确有非凡之处。
从治军来看 清朝的正规军主要为“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八旗和绿营都有兵籍，父死子继，世代相沿。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战事，养成骄惰的习气，战斗力很差。又因为兵归国有，“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所以战斗力很差。曾国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重起炉灶，编练新军。
首先，变世兵制为募兵制。从兵源来说，主要招募那些强健朴实的山乡农民，不收营兵，也不收奸狡之徒。从军官来说，主要招聘绅士、文生担任，曾国藩还提出湘军军官的几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见其选拔很严。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样，基本解决全军上下团结一心的问题。
其次，增加兵饷，诱之以利。湘军每月饷银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
再次，注意对军队进行纪律教育和政治教育。曾国藩看到清军因为军纪涣散，不仅战斗力差，而且在百姓中口碑很坏。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强调军纪要严明，以争取民心。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们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他还自撰一首《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可见，在曾国藩心目中，军队不仅要会打仗，而且要有思想、有信仰。这也是他选兵要选诚笃的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绅士和文生的原因所在。与同时代的将领相比，确实要高出一筹。
从政治来看 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首先，他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还注意安抚百姓，叫他们不要逃亡，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如果没有他，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也许抵御不了太平军的迅猛攻势。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化之父”。我们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似乎并不为过。在当时，曾国藩也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中兴名将”、“旷代名臣”之誉纷至沓来。相对于他的兄弟曾国荃和其他湘军将领而言，曾国藩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处处谨慎，甚至主动奏请裁撤部分湘军，让在攻破天京之后大肆劫掠屠杀的兄弟曾国荃回家养病等。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持盈保泰，功德圆满，但历史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先是因剿捻无功遭到参劾，继而又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力而闹得骂声四起，名誉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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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就在他直隶总督任上，同治九年(1870)发生了天津教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利用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大量涌入中国，他们并不单纯地从事传教，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推行文化侵略政策的工具。由于他们背靠本国政府，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使教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权势力，成为西方列强侵略势力的突出代表。中国民众屡受欺压，清政府却一味忍让，使民众无处申诉，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怨毒积中，几有‘与尔偕亡’之愤”。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民众多次掀起反对教会势力的所谓教案。天津教案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天津作为当时清朝京师门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也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北方的侵略基地。他们在这里划定租界，设立领事馆、教会，租地造屋，一味逞强，早为中国人民深恶痛绝。
同治九年五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不明不白死亡的达三四十人，那时百姓的孩子也经常失踪，因此百姓中就流行着一种谣言，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而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暴露在野外，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汹汹，说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5月21日，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犯被群众当场抓住，扭送天津县衙。经审讯，武兰珍供出系受教民、天主堂华人司事王三指使，也是王三所授，先曾迷拐一人，得洋银5元。教民王三是一个开药铺的商人，依仗教会势力，欺压良善，早已引起公愤。
在这种情况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勋拜会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调查天主堂和提讯教民王三与武兰珍对质。
丰大业答应了这一要求，将王三交出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教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哪知当衙役送王三回教堂时，一出署门，百姓就争骂王三，并用砖石掷他。王三向神父哭诉，神父又转告丰大业。丰大业两次派人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后见崇厚先后只派两人，不肯应命捕人，丰大业怒不可遏，不仅鞭打来弁，而且还倒拖其发辫，赶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找崇厚算账。他脚揣仪门，打砸家具，接连两次向崇厚开枪，幸被推开，没有伤人。但枪声传出，引起误解，街市哄传中法开战，鸣锣聚众，拥往通商大臣衙门“帮打”。崇厚怕出事，劝丰大业等民众散去后再回领事馆。丰不听劝告，狂吼不怕中国百姓，气势汹汹冲出门外。人们见丰出来，自动让道。不料丰大业走到浮桥时，遇到天津知县刘杰。丰不分青红皂白，就向刘开枪。虽没有打中刘，却打伤了刘的跟丁。这一来犯了众怒，百姓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将丰大业打死。发怒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赶到天主堂，烧毁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父两名，还到仁慈堂，杀死修女10名，又去了法国领事馆，杀死两人。就在同一天，还杀死法国商人两名和俄国人3名，信教的中国人三四十名，焚毁英国和美国教堂6座。这次事件中先后计打死外国人20人。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从事情的发展过程来看，天津教案是一次群众自发性的反帝斗争，根源还在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是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大恐，一面要各地严格保护教堂，弹压群众，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一面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
曾国藩闻知天津教案后，十分惊恐。自从与洋人打交道以来，深知中国远非外人对手，因此对外一直主张让步，避免同洋人开仗，通过维护洋人在华利益，换取中外所谓“和好”局面。他认为以往教案，仅伤及教士，洋人就出动兵舰相威胁，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次殴毙领事，为前所未有，法国必不肯罢休。洋人凶悍成性，天津民风好斗，双方各不相让，很可能构怨兴兵，酿成大变，自己也可能丧命。因此他写下遗嘱，告诉长子曾纪泽在他死后如何处理丧事和遗物等。基于这种估计，他只得勉强硬撑，硬着头皮前往天津。
在曾国藩到天津以前，当地官绅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会秉公办事，不会像崇厚一样，一味“媚外”。他们根据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还认为他是反洋教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这次反洋教，完全是忍无可忍，理在华人这一边。他们的这种观点也得到朝廷的顽固派和清流派的支持，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
当时清廷内部围绕天津教案问题分成两派：洋务派代表的“言势者”，顽固派和清流派代表的“言理者”。双方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意见有三大分歧：
第一，关于天津教案发生的原因和性质。前者认为愚民无知，遽启边衅，曲在津民，此刁风不可长;后者认为衅端由夷人所开，津民激于义愤，致成巨案，天津百姓只知畏官而不知畏夷，只知效忠国家而不自恤其罪戾，这正是夷务的一大转机，与刁民闹事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对参与反洋教斗争的群众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洋人人心而消弭祸端;后者认为应该安抚百姓，以激其忠义奋发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则无以制夷人。
第三，对天津地方官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地方官失于防范，致酿巨祸，不严惩不能平洋人之气;后者认为天津地方官不可更动，以此维系民心。
这两派意见，前者深合当时中国的形势，为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所采纳;后者在舆论上占上风，为广大官绅民众反对洋务派媚外求和方针提供了合法性，在全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曾国藩是持洋务派的意见的。因此他于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到天津，立即发布名为《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的行动多方指责，诫其勿再挑起事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并在奏折中为洋人在中国的行为进行辩护和洗刷。该折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议讥纷起”，“责问之书日数至”。曾国藩自己也承认：“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
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坚持己见，按照法国人的要求在天津大肆搜捕五月二十三日参加反洋教的群众，名曰“缉拿凶手”。但天津民众却把他们当成英雄，致使曾国藩虽然抓了80多人，但其中供认不讳的所谓“真凶”只有七八人，其余都不肯吐供，也不愿指证。曾国藩认为只杀几个人数目太少，难以使洋人满意，仍不能很快结案。于是一面对被捕群众严刑拷打，一面加紧搜捕，一定要凑够20人，为丰大业等20个洋人抵命。曾国藩认为：“在中国戕(qiāng)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不可长。”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洋人满意，长保“和局”。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一法”。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效力赎罪”;支付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
天津教案办结之后，对曾国藩的谴责更甚，“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曾国藩闻之引为大恨，中经几许周折，财、力兼施，只不过将难堪之处略为掩饰了一下。
这样，曾国藩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客观地讲，曾国藩也只不过是秉承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行事，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李鸿章对最后判决并无多大改变，仅因俄国只索经济赔偿，不要中国人抵命，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其余无一更动。
曾国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我们摆脱各种政治因素后，从历史实际出发，可以看出曾国藩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身上汇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他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补天者，他“承往古衰朽之续”，又“开近代风气之先”，他实现了从理学家到洋务派的转变;他是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是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他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化身。
曾国藩生平简介：
1833年(道光十三年)23岁 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十四年)24岁 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径长沙，始与刘蓉交往。
1835年(道光十五年)25岁 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
1836年 (道光十六年)26岁 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至长沙，与刘蓉、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聚两个月。
1838年(道光十八年)28岁 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试后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
1839年(道光十九年)29岁 夏，出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秋，出邵阳，察访武岗、新化、兰田、永丰。12月，子纪泽生，离家起程赴京。本年起始作日记，持之以恒，至终不辍。
1840年(道光二十年)30岁 5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7月，得病，经欧阳兆熊、吴廷栋治疗、护理，两月始愈，三人遂成好友。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31岁 8月，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为义理所熏蒸”。11月，任国史馆协修，遍鉴前史，辨具得失。是年，喜读胡林翼赠送的《陶文毅公文集》。写作《里胥》，直道民间疾苦，鞭笞腐败吏治。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32岁 致力程朱之学，每日必做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33岁 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7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2月，充文渊阁校理。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34岁 8月，郭嵩焘引江忠源来见，结为师生。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35岁 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李鸿章入京会试，以年家子投其门下受业。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36岁 1月，充文渊阁直阁事。自书其书舍曰：“求阙斋”。夏秋间，养病城南报国寺，与同寓刘传莹就汉学、宋学深入研讨，知学须返本务要，“执两用中”。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37岁 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街。11月，钦派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38岁 3月，子纪鸿生。10月，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三十二目辑成《曾氏家训》。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39岁 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9月，署兵部右侍郎。
1850年(道光三十年)40岁 4月，上《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今日所当讲者，惟在用人一端耳”。7月，兼吏部左侍郎。
1851年(咸丰元年)41岁 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5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
1852年(咸丰二年)42岁 1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7月，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抵安徽太湖县小池驿，得母讣闻，回籍奔丧。10月初抵家。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9月攻长沙，10月取决岳州。
1853年(咸丰三年)43岁 1月21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出保桑梓。30日，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定都为天京。9月，奏准移驻衡州练兵。11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筹建水师。
1854年(咸丰四年)44岁 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7月25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7天后收回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45岁 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六年)46岁 7月，坐困南昌。9月2日，杨、洪内讧(天京事变)后，太平军元气大伤。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七年)47岁 2月27日，其父去世，偕弟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是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八年)48岁 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弟国华入李幕。7月13日，接上谕命其出办浙江军务，17日起程。8月5日，抵武昌。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12月，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1859年(咸丰九年)49岁 1月，李鸿章来建昌进谒、留营襄办军务。是月，曾国葆改名贞干，入湘军，为其兄国华报仇。2月，作《圣哲画像记》。11月，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曾国藩简介1860年(咸丰十年)50岁 5月，辑录《经史百家杂钞》26卷，“取精用宏”，“尽抡四部精要”。6月，左宗棠来营，留住两旬，商讨东南大局;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7月，委授两江总都，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0月18日与胡林翼、李续宾商筹北援之策。上疏请求带兵北上扫夷勤王、以“雪敷天之愤”。12月，祁门大营两度被困，太平军距大营仅20里，“危险万状”。
1861年(咸丰十一年)51岁 8月23日，是《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25日，移住安庆。11月20日，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12月，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52岁 1月31日，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2月14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4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7月18日，为借兵助剿事再疏力陈利害：“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决不能让洋人以助剿来“蹂躏中国之土地”。9月，为死于战乱而未及安葬的桐城儒生方东树、戴钧衡6人立石修墓，妥为安葬。12月，其弟曾国葆病死于雨花台湘军大营。年底，华衡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863年(同治二年)53岁 1月28日，安庆军械所造出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曾国藩登船试航后，喜而命名“黄鹄号”。5月7日，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谓“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逼处可怯之地”，反对购买要由海军上校指挥控制的船舰。9月，与容闳见面，商筹建立一个可以灾圃旎器的工厂。12月3日，交容闳68000两银赴美购买机器。
1864年(同治三年)54岁 1月，派李凤苞测量江浙外海各岛屿沙线。5月，江浙藏书遭兵动多有毁损，定刊书章程，即于安庆设书局，刊刻各种经史。6月3日，洪秀全病逝天京，其长子继位。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军宣告失败。7月，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8月15日，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10月，行辕移驻安陵。11月，奏准停征厘舍、亩捐。12月，主持修复江南贡院，补行江南乡试，会考江南优贡。
1865年(同治四年)55岁 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接上谕：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320卷，交金陵书局出版。6月18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杨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五年)湘军总领曾国藩奉令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
1867年(同治六年)57岁 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6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868年(同治七年)58岁 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成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抵京师，陛见那拉氏与同治皇帝。
1869年(同治八年)59岁 2月27日，奏陈直隶应办事宜，以练兵、饬吏、治河为至要。6月，奏请按湘军制改造直隶练军。8月，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儒学有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科，唯义理为治学根本。12月，奏陈：“直隶清理积狱......计审结并注销之案四万一千余起，
1870年(同治九年)60岁 4月，肝病日重，右目完全失明。奏准病假一月。5月续假一月。6月，天津教案发生, 奉命前往处理。7月11日，抵津。出令放告，要求津民据实检举揭发。23日，法国公使罗叔亚来见，要求杀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领事抵命，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严词拒绝。24日，奏陈：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事出有因。8月，奏陈：本案凶犯已拿获九名，惟罗叔亚意欲“三员议抵”，断难允求。府、县本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9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曾国藩调任两任总督，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10月17日，起程南下。11月3日，六十大寿，御赐“勋高柱石”匾额。24日，作家训日课四条：一曰慎读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说，四曰习劳则神钦。
1871年(同治十年)61岁 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9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11月抵上海。
1872年(同治十一年)62岁 2月27日，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遗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
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12日，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次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县)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曾国藩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 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 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地位。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1872年3月在南京病卒。赠太傅,谥文正。后人辑其所著诗、文、奏章、批牍等为《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最可怕的两“板斧”：一为杀人 二为洗脑
本文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第33期，作者：张宏杰，原题为：《曾国藩的身后事》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家断绝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生活一直不宽裕。曾国藩死后第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不得不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左宗棠知道这个情景之后，十分感动，送了他三百两银子，过后还写信告诉自己的儿子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就是说，这样一个官二代，有功之臣的后代，现在这样穷，可见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
曾家人当初如果想要发财，机会实在是太多了。比如，很多人就通过曾国藩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发了横财。这些盐票起初定价很便宜，利息却非常高，比今天的原始股还赚钱。据曾氏后人讲：
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的社会，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那就是富翁了。
江西著名的富商周扶九原本一介贫民，在长沙的布庄里做店员。有一次，他替店主去扬州收账。欠账之人一时手中无钱，以盐票抵偿，而店主不知道盐票是怎么回事，不同意。周扶九当机立断，自己借钱拿下盐票。凭这几张盐票，他迅速成为富翁，后来身家多达4500万两。
但是曾国藩当初明令家里人不许买盐票。按曾国藩当时的权势，让自己或家里人用化号，买上一两百张盐票，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且并不违法。一张赚两万元，一二百张就是一二百万两。可是曾国藩没有这样做。
曾国藩的清廉，虽然他自己生前不事张扬，不想让别人知道，但身后当然不可避免地被人提及。
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曾国藩平生清廉俭朴，自持如寒素之人。所应得的养廉钱，都用于公务，自己不曾盖房买地。衣食都很俭省，每顿饭不过四样菜;儿女婚嫁，费用规定不得超过二百两银子，以此作为家训。但是遇到友军发不了饷，灾民吃不上饭，以及地方上应该兴办的公务，他从不惜以自己节省的俸禄，来补充公款的不足。
这种叙述，应该是实事求是。
综观曾国藩一生，其为官风格十分独特。一方面，他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佚事中缺少“贫不能殓”、在官府里种菜吃这样容易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清可见底”，一尘不染，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才叫人佩服。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
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
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清官，他们的特点是宁折不弯，只承认字面上规章制度，而对事实存在的潜规则绝不妥协。所以海瑞拒绝任何灰色收入，工资不够花，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连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轰动性事件”。
然而这样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海瑞一清如水，必然反衬出他人的不洁。因此海瑞一生被官场排挤打击，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国计民生的大事。
曾国藩不想成为海瑞式的清官。他刻苦自砺，全力内圣，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因此，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
曾国藩从自身经验总结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排斥。因此官场之中，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含浑包融之人。所以，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
还原真实的曾国藩：自身清廉为何用公款请客送礼
2012年06月11日 17:39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吴敏 钟慧
标签二：清官
他自身清廉，却用公款请客送礼
张宏杰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为曾国藩算了一笔经济账。在现存的资料中，他找不到任何一笔曾国藩把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身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及至身后，曾国藩只剩下两万两存银，在晚清时代算得上相当清廉。
曾国藩官拜两江总督，这个职位在历史上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称呼“天下第一肥缺”，但曾国藩的起居却穷得像个京官。外国人戈登在同治2年见过曾国藩，让他惊讶的是，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曾国藩的幼女曾纪芬曾回忆道：“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
孟泽曾经到过离湘乡县城80公里的乡间参观曾氏故居“富厚堂”，“那是一所在乡间算得上宽大的房子，却也想象不出当年的奢华，院墙是土夯成的，所有的房间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的痕迹”。然而，当时身为封疆大使的曾国藩，却为弟弟花钱七千串修建如此的府第而感到自责，自以为无颜面对父老乡亲，而曾国藩真正的出生和成长地是“白玉堂”和“黄金堂”，那更是名不副实的乡间普通住宅而已。
“一种类似于禁忌的文化自律让曾氏位极人臣却渴望与百姓保持相同的简朴俭约，除此之外，对他来说显然并不存在别的约束。”孟泽说。唐浩明也认同这个观点：“他没有受贿过”。
但正如老话所说，水至清则无鱼，如同海瑞那样清廉得一尘不染的官员只能被当成是道德模范让人顶礼膜拜，但却办不了实事，也注定成不了大事。《曾国藩的正面与反面》作者张宏杰说：“曾国藩的佚事中缺少‘囊橐萧然’、‘贫不能殓’这样容易涌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张宏杰形容曾国藩不比海瑞，他不是“自虐狂”，在曾国藩为官的终身，对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都十分的尊重，庆吊往来，礼数周到。“他晚年成为总督后，和当时大部分的官员一样，送礼请客，很多时候用的也是公款。”
“应该说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唐浩明这样看待曾国藩这个“非典型清官”，他把钱都用在了公务上，而非进了自己口袋。“历朝历代，皇权政治的坍塌，往往是从贪开始的。从这一点看，曾国藩堪称‘补天’之人。”孟泽说。
标签三：完人
他成天道貌岸然，但也为祖父生日筹集“份子钱”
在晚清乃至民国时，曾国藩俨然被捧至“教主”的地位，之后又被视为“屠夫”，再到现在铺天盖地的“曾国藩热”。在一个世纪的时光里，曾国藩一直都似京剧脸谱，不是大奸便是大恶。对于这股热潮，孟泽表示：“是举国若狂的唾弃或者膜拜，那只是说明时代及其观念的混乱与不知所措而已，并不是冷静和理智的状态。”
200年后，曾国藩如何再次还原为“人”?于今年增订完毕《曾国藩全集》的唐浩明说：“我们增订了50万字，主要是奏折。要从这点新发现的东西去改变人们对曾国藩的看法是不可能的，只能说，通过这些增订的奏折，补充丰富了人们对他的理解。”
而张宏杰的感受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普通人对于曾国藩的看法：“最初接触曾国藩时，他不过就是个挺没趣的老头儿，长得土头土脑，不抽烟，不喝酒，不玩女人，成天道貌岸然，正襟危坐，写过一大堆絮絮叨叨无比唐僧的家书，仅此而已。”
但真实的曾国藩不可能只是一本励志的成功学故事，更不可能是一个内心无比强大的“完人”。“我发现，细节中的曾国藩，其实挺有意思的，比如他很少洗澡，经常几个月才洗一次脚。他做穷京官时，成天为钱发愁。”张宏杰讲了一个关于曾国藩的小故事：为了在即将到来的祖父生日宴会时多收一点“份子”，他未雨绸缪地加大了社交力度，随份子随得很多，“分资较周到”。可是事后想起自己还要做“圣人”，又对自己的小算盘“批判”不止。
标签四：成功学范本
他是个现实主义者，更是理想主义者
一个天资平平的“中人”，最终却做到了传统知识分子“立功、立言、立德”的最高境界，让一个萎靡涣散的王朝又延续了半个世纪。曾国藩被网友戏称为清朝的“励志哥”，而他的人生也被当作是一个成功学范本被广为宣传，各种诸如“跟曾国藩学管理”之类的教材也风靡一时。
200年后，曾国藩对于当下的意义是什么?是那些官场权谋?显然不是。
“曾国藩的身上集中了传统精英的某些最优秀的品质。他以并不缺少悟性的刻苦和执着，重新体验和阐述了迤逦数千年的天人之道、伦常之理。曾国藩不止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更是一个以自胜胜人、以圣贤自许的理想主义者，他甚至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标高，一种让人可以仰望的方向。”孟泽如是说。
在张宏杰看来，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把自我实现定位了最高的需求，而曾国藩直接把目标锁定在做“完人”。他认为，这一目标实现了，其他目标就自然而然地能达到。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不必占小便宜：“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着，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
“古往今来，立志之人比比皆是，但是真正实行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曾国藩的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脚踏实地地实践了自己的志向。”张宏杰说，曾国藩对自己近乎苛刻，通过这种自修方式，逐一检出自己身上近乎所有的缺点毛病，在几乎所有细节中贯彻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因此他的进德修业，才迅速而有力。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毋揠毋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揭秘：谁是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的导火索?
2012年03月17日 16:24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作者：王纪卿
核心提示：据说关于王錱战功的这一段，比曾国藩看到的奏稿将王錱的功劳拔高了许多，有把一场小胜仗夸大之嫌。须知这份奏折中报告了曾国藩在靖港的战败，而曾国藩讨厌的王錱却以胜利者的面目在其中出现，令曾国藩颇为不爽。他对左宗棠擅自修改奏稿很有意见。左宗棠修改奏稿的目的，无疑是出于对王錱的同情和爱护，这就有故意跟曾国藩作对之嫌。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曾国藩与左宗棠失和的最初起源。
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03月11日 第13版) 作者：王纪卿 原题：晚清时期的湘军将帅
湘乡人王錱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此人属相为鸡，思维敏捷，口才不俗，爱发议论，声音洪亮，争论时总是盖过别人一头。在任何时候，他都希望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以滔滔不绝的话语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在所有湘军将帅中，他是个性最为张扬的一位，沉稳的刘长佑和沉默的李续宾就不用拿来跟他比较了，就连左宗棠、胡林翼这两位以口才见长的大帅，也比不上他的热闹。这也难怪，在湘军崛起的咸丰三年(1853)，王錱还只是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比起其他湘军元老都小了一大截，也就很难有他们那样深藏不露的涵养。
王錱不仅爱说话，而且自负有才。他的夸夸其谈和自高自大，在以谦谦君子自诩的中国读书人当中，一定会引起反感。湘军集团中有些人对他不满，而对他最恼火的人恐怕就是大帅曾国藩。但是王錱的自负，并不像曾国藩所说的那样属于浮夸一类。王錱有真本领，而且非同凡响。他的武学造诣很深，不仅擅长军事训练，还精通战略战术。这既可以归功于老师罗泽南的教导，也可以归功于王錱的天赋。他在罗泽南的弟子当中，性情最为刚猛，习武最为勤勉。罗泽南曾经断言，他门下只有王錱能够成为名将。虽然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未免过于谦逊，但也说明了罗泽南对王錱信心最强。
王錱不仅有才能，而且是个实干家。他年纪不大，团练湘乡勇的资格却比曾国藩还要老。湘乡县办团练的人，若要论资排辈，李续宾当名列第一，罗泽南和王錱可以并列第二。曾国藩在出任湖南帮办团练大臣的时候方才接触团练，而那时王錱已是湘乡县有名的团练专家。
咸丰二年(1852)四月，太平军进入湖南，朱孙贻急于调集乡勇保卫县境，王錱主动向他请战，自愿负责团练乡勇，抵御北上的太平军。他说，洪秀全的部队势不可当，只有靠乡勇堵御，才能将他们挡在湖南。如果知县能交给他几千乡勇，他愿领着家乡的男丁去湘南杀敌。王錱跟朱孙贻一拍即合，两人联手大办团练。湖南巡抚骆秉章此时正在积极部署各地的防务，给湘乡县下了一道指令，叫朱孙贻招募乡勇。有了各级官府的支持，王錱立刻进城，在县衙门口募勇。王錱只是一介书生，却比武官还要卖力，四处动员，号召人们武装起来，准备打仗。大家都觉得这个年轻人脑袋有些发热。王錱后来回忆说：“当时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没有一个不笑话王某!”
这一次组建乡勇虽然是在官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仍然办得颇为棘手。部队初建需要银子，可是政府没有拨款，湘乡勇既无军粮又缺武器。银子从哪里来?全靠动员乡绅掏腰包。王錱不得不发挥他的口才，去跟大款们磨嘴皮。
王錱讨来了捐款，抓紧制定湘乡勇的建军制度与号令，每天跟罗泽南一起组建队伍，叫友人和师兄弟们分头带领操练，王罗二人有时也亲自训导。要把农民训练成战士，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王錱一个一个手把手地教授步伐和技击。教好了一个人，就令他口衔一颗算盘珠，领着他站到队列中。然后另叫一人过来，从头教起。全部教完之后，王錱穿上军服登台，陈说忠孝大义，声情慷慨，令听讲者为之振奋。
在朱孙贻的支持下，罗泽南和王錱组建了两营湘乡勇。接着，他们又到各乡各村挨家挨户选丁训练，作为保卫县城的武装力量。县城里成立了八个团，每个团都有一名团总，每团选取壮丁二百人，共一千六百人，分为八班，轮流执勤。
朱孙贻、罗泽南和王錱在湘乡掀起了团练的高潮。不久以后，各坊各都团练的乡勇，熟悉阵法和战技的人，增加到十多万人。湘乡首开大办团练的风气，湖南各地纷纷效仿，宝庆、浏阳、辰州和泸溪等县，也纷纷办起了团练。
咸丰二年年底，曾国藩奉旨出任湖南帮办团练大臣。由于他是湘乡人，他首先想到借重湘乡勇作为自己的基本力量。但是王錱作为湘乡勇的一个头目，一开始就对曾国藩不满。团练骨干在一起议论曾大人时，王錱说道：“此人京官做久了，动不动就发公文，打官腔，真是看不惯!跟他交谈，话不投机半句多。”曾国藩可以感觉到王錱不喜欢自己，他提出要收王錱为弟子，王錱却说：“吾师只罗山一人!”曾国藩见王錱不买账，担心他不好领导，所以不想让他多领兵。于是两人的关系闹得很僵，王錱一直带着自己的勇队，受命于湖南巡抚骆秉章。
可是王錱运气不好，咸丰四年(1854)二月初次出兵去打太平军，他就吃了一个大败仗。战场上受挫还不算倒霉，最不幸的是他当时跟曾国藩的湘军同路进兵，而曾国藩也是出师不利。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王錱的失败影响了曾国藩，使湘军第一次出征大损形象。这就给王錱招来了曾国藩的怒气。
那时太平军围攻武昌，派兵南攻岳州，接着南下湘阴，派兵登陆，攻占宁乡。曾国藩亲自带领一万七千人从衡州北上，骆秉章则令王錱率所部北进湘阴。太平军见官军大举北上，自动撤出湘阴和岳州。王錱击败湘阴本地会党后，立马进驻岳州。由于轻敌，他继续挥师北进，打算一口气收复湖北的崇阳与通城。他派出的前锋在羊楼司遇到了太平军南下攻击的大部队，交战之后，湘乡勇稍稍退却。王錱带领主力赶到，将太平军击退，救出了前锋。但此时天色已晚，湘乡勇已经饥疲不堪，太平军主力从四面杀来，使湘乡勇受到重创。太平军当即上船，乘北风向岳州驶进，王錱急忙回军岳州守城。曾国藩的部将邹寿璋告诫王錱，说岳州已是空城一座，没有粮食，无法防守。王錱不听，执意要守。第二天，太平军主力开始攻城，王錱出城迎战，又被太平军击败。
太平军加紧攻城，切断了王錱与曾军的联系。湘乡勇一天没有进食，跟着王錱凭城鏖战，毫无获胜的希望。王錱派人给曾国藩的水师送信，请求他们登岸夹击。但是曾军水师遭到大风破坏，损失了一半实力，已经南撤，无法前来增援。湘乡勇又累又饿，难以坚持抵抗。曾国藩派船来接他们撤走，王錱羞愤交加，打算自刎，被部众簇拥突围而出。这一仗，营官钟近濂、刘恪臣等十几人阵亡，他们都是带兵的书生，王錱的好友。王錱写信给骆秉章自请处分，请求让他收集溃散的士卒，继续投入战斗。骆秉章奏报朝廷，得到批准：“王錱轻进失利，着即革职。该员平素剿贼尚属奋勉，着准其带勇，效力赎罪。”
曾国藩虽然救了王錱，但由于他自己的失利与王錱的失败相重合，他把这次失败看得非常严重，对王錱大加申斥，要给他严厉的处分。多亏骆秉章和左宗棠对这个遭受挫折的年轻人寄予深切的同情，对他加以回护，王錱才得以挺过这个难关。
岳州失利过去不久，曾国藩又打了一个大败仗，这一次却没有王錱参与。咸丰四年四月二日，曾国藩攻打靖港不利，折损了战船与兵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天塔齐布从宁乡增援湘潭，一战而获大捷。王錱此时在湘潭附近，已经收集所部数百人，见到从湘潭败退的太平军向上游逃跑，立即率部截击，歼灭了一些太平军。十天后，骆秉章与曾国藩联衔拜发的奏折中，提到了王錱的两次阻击战，其中写道：
管带湘勇已革升用同知直隶州知州王錱追贼至云湖桥，杀贼四十二名。初六日设伏于鲁家坝，杀贼三百余名，生擒二十余名。
这份奏折最后的定稿人是左宗棠，据说关于王錱战功的这一段，比曾国藩看到的奏稿将王錱的功劳拔高了许多，有把一场小胜仗夸大之嫌。须知这份奏折中报告了曾国藩在靖港的战败，而曾国藩讨厌的王錱却以胜利者的面目在其中出现，令曾国藩颇为不爽。他对左宗棠擅自修改奏稿很有意见，因为左宗棠只是骆秉章的师爷，根本无权向皇帝上奏。他修改奏稿的目的，无疑是出于对王錱的同情和爱护，这就有故意跟曾国藩作对之嫌。很多人认为这就是曾国藩与左宗棠失和的最初起源。
从此以后，王錱一直独立于曾国藩的湘军体系之外，服从骆秉章的指挥。他与左宗棠成了亲密的朋友。所谓一物降一物，王錱恃才傲物，却乐意听从左宗棠的指导，遵照这位师爷的调遣四出作战，两人始终配合默契。而王錱死后，左宗棠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左宗棠在咸丰十年(1860)从师爷转换身份成为统兵大将以后，倚重王錱的兄弟与部属，靠着王錱身后留下的军事遗产“老湘军”(也称“老湘营”)起家，得以立下赫赫的战功。王錱英年早逝，只活了三十二个春秋，左宗棠使他生命的意义有所延伸，使他的影响遍及于湘军四十年的历史。
“官二代”曾纪泽会考未中 曾国藩都没为他打招呼
2012年06月11日 09:07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张晓政
核心提示：曾国藩也从未就曾纪鸿应试一事向主考官打过招呼。
那次考试曾纪鸿最终名落孙山，以后尽管多次应试，也未能考中进士。本文摘自：《学习时报》2012年3月19日第9版，作者：张晓政，原题：《古代科举对官宦子弟的限制》明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第三子张懋修考中状元，同时考中进士的还有他的大儿子张敬修。消息传来，舆论哗然，众议嚣嚣。原来，就在3年前，张居正的二儿子张嗣修已考中了榜眼。张居正有六子，有人为此作诗讽刺：“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做探花郎!”无怪时人的非议，因为在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已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时内阁首辅翟銮的两个儿子同登进士，时人讥之“一鸾(借指翟銮)当道，双凤齐鸣”，翟銮也因此被弹劾“有弊”。嘉靖皇帝震怒之下，将翟銮父子罢黜为民。而同样，嘉靖的做法亦非没有先例。早在北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宰相李昉之子、吕蒙正之弟本已取得殿试资格，但宋太宗却提出，“斯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有私也”。竟不许二人参加殿试。从隋唐创设科举制度，至清末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除，在1300多年的科举历史中，关于官员子弟的应试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争论的焦点。应当说，官员子弟由于环境的熏染，对于政治难免会有比一般人更强的敏锐性和适应性，由于这个原因，如果他们在科举考试乃至仕途发展上有较好表现，应当也属情有可原。但另一方面，更多的情况却是，相当一部分官员子弟并非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而是倚仗父辈的权势实现金榜题名乃至平步青云，这实际上也是对寒门子弟在政治权利上的另一种剥夺。也因此，不少人有意识地将抑制官员子弟应试作为奖掖寒士、体现公平的一种手段。如唐代王起主持考试时，明确提出“科第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势门子弟交相酬酢，寒门俊造十弃六七”的状况。到了宋代，更专门创立了“牒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