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墉
小时候，夏天的傍晚，母亲常会做花椒油。先把麻油烧热了，再撒下一把花椒，拿锅铲用力压，噼噼啪啪地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味。闻到那香味，我就知道，爸爸要下班了。
“醋熘冬瓜”是爸爸最爱吃的——清清淡淡的冬瓜汤，上面浮着一片花椒油，据说有消暑的功用。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淡黄色的花椒油在灯光下反射出的图案，还有那黑色的花椒，不小心被咬到时的麻麻的味道。
父亲在我九岁那年过世，不知为什么，母亲就再也不做“醋熘冬瓜”了。只是，每到夏天的傍晚，我总想起那道菜，想了三十多年。有一天，我忍不住问她：“做一碗醋熘冬瓜好不好？”八十七岁的老母一怔：“什么醋熘冬瓜？”“就是你以前给爸爸常做的那种汤啊！”“那有什么好吃？”她把脸转过去，“早忘了！”
多年前，住在湾边，屋后是树林，林间有一条小径，邻居老夫妇常在其中散步。“别往树林里扔东西，小心打到老人家！”我总是叮嘱儿子，因为很少有人去林子，儿子常拿树干当目标，往里面掷石子。“现在不会打到！”儿子照扔不误，还不服气地说，“谁不知道，他们五点才出来！”秋天的黄昏，尤其是下雨的日子，树干都湿透了，一根根黑黑的；黄叶淋了雨，就愈黄得发艳了。两位老人缓缓走过，一双伛偻的身躯、两团银白的头发，还有那把花伞，给我一种特殊的感动。
有一天，半夜听到救护车响，两位老人就只剩下老太太了。老太太还是自己开车出去买菜，呼朋唤友地开派对。只是总见她在门前走来走去，却再也见不到她在树林里出现。有一天，我问她：“好久不到后面散步了？”“散步？”她摇摇头，“没意思！”
有个五十多岁的女学生，比年轻人还用功，规定画两张画，她能画十张。每次看她把画从厚厚的夹子里拿出来，都吓我一跳。她的夹子特别大，也特别讲究，里面是三夹板，外面糊上布料，还有个背带和拉链。许多学生见到都问：“哪里买的夹子啊？好漂亮！”“我先生为我做的。”
她的丈夫是个木匠，除了为她钉一张特别的画桌，还把房子向外加大，盖了一间有透明屋顶的画室。“那是我先生和我两个人盖的！”她得意地形容，他们怎样先在地面钉好木框，再合力推起来，成为一面墙。后来，她丈夫患心脏病去世了。她还是来上课，还背那个大夹子，只是夹子打开时，常只有薄薄一张草率的画。然后，她直挺挺地坐着，看我为她修改。有一天，她突然蒙起脸，冲进厕所。接下来的日子，我没再见到她，听说她过得很好，只是，不画了。
自妻退休，就常在书房陪我。我写文章的时候，喜欢安静，她只好默默地整理账单、资料。怕她无聊，上次离家前，我特别拿了一本《鸿，三代中国的女人》交给她：“这本书写得不错，我走了，你可以看看。”她接过书，就开始读。我离家前不过两天，她一边陪我，一边看，居然已经看了三分之一，还发表评论，说：“写得很冷，但是感人，非常好看。”
两个月之后，我回到纽约，走进书房，看到那本书。“觉得怎样？”我问她。“噢！还没看完。”“看了多少？”我翻了翻，翻到一个折角。“就看到那儿，大概三分之一吧！”她抬起头，“不陪你，书有什么好看呢？”
一碗可口的醋熘冬瓜、一条幽幽的小径、一幅美丽的图画、一本好看的书，如果没了那个人，就不再可口、不再可走、不再美丽、不再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