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又看秦简，越看越有趣，正好赶上唐山事件霸屏，看了很多文章，角度各异，但是未能覆盖鄙人的表达角度，于是不揣冒昧，也说几句。
首先要说，整个国家的社会治安都是非常好的，唐山事件是个案。其次，唐山普通民众也是和全国普通民众一样，都是良善的，败类是个例。
本文只是探讨一种可能性。
秦简的《法律问答》中有一条：“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
大意是：“有贼进入甲的家里，将甲杀伤，甲呼喊有贼，其四邻、里典、伍老都外出不在家，没有听到甲呼喊有贼，问当否论处？四邻确实不在家，不应论处；里典、伍老虽然不在家，仍应论罪。”
这里有一个责任划分的问题。商鞅变法时，为了有效控制民众，实行株连制度，其中有一个叫什伍制度，五家为“伍”，十家为“什”。
应该是分成两个层面:在军队中，五人为伍，一伍之长为伍长，编在同伍之人即称“伍人”，伍老应该就是伍长。民众之中，五户为伍。
四邻就是同伍之人。《周礼·地官·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一里大致二十五户。里的负责人，就是里正，也应该称里典。
上面这条规定是说，有一个贼人，进入了甲的家中，杀伤了甲，贼人应该有武器，甲呼喊有贼，如果四邻、里典、伍老都不在家，没有听见，那么应该如何判决？四邻，也就是同伍之人，确实不在家，可以不论罪，但是里典和伍老虽然不在家，也要承担领导责任，应该论罪。
上面这条是入室抢劫的规定，如果是在公众场合呢？
还有一条记载：“有贼杀伤人衝（chōng）术，偕旁人不援，百步中比壄（yě，野），当赀（zī）二甲。”
大致意思是：“有人在大道上杀伤人，在旁边的人不加救援，其距离在百步以内，应与在郊外同样论处，应罚款值两副铠甲的钱。”
衝术，指大道。百步，在秦时1步=6尺，1尺=23.1厘米（今制），百步=100×6×0.231米=138.6米，也就是目力所及范围内。赀，罚款。二甲，值两副铠甲的钱。当时一个劳动力的日工资水平大概在8个半两钱。二副铠甲的钱，有人考证大约等于一个基层官吏一年的工资，这是靠谱的，反正是一大笔钱。
商鞅法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轻罪重罚，这也是轻罪重罚的一个案例，加上这也是连带责任、什伍制度、株连制度的一个表现。这些肯定不是现代法制建设的方向，本文也不是探讨这个问题，而是说，如果想要让人见义勇为，必须从制度建设上进行深入思考，尤其超越个人想象的物质奖励是最大的驱动力，而不仅仅是精神上的号召和鼓励。
自古以来都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在秦国法律体系中，是制定一种让你“不得不见义勇为”的制度，这明显是强迫性的，而我们需要制定的是让人有巨大动力进行见义勇为的制度，是主动的和自愿的。
保镖第一反应是挡子弹，而普通人一定是躲子弹，不要要求百姓像保镖、警察、军人这些受过特殊训练的人一样，遇到危险不是逃跑，而是冲上去。
秦舞阳十三岁就杀人，一般人不敢和他对视，可是到了秦王的宫殿就吓得腿似筛糠，而荆轲则镇定自若，所以，秦舞阳就是黑恶势力的水平，荆轲则是侠客。
弱者愤怒，拔刀而向更弱者；强者愤怒，拔刀而向更强者。
前者基本都是流氓，后者大多数是侠客。这是流氓和侠客最大的区别。
如果让流氓上前线，枪炮声一响，他们能吓得尿了裤子。
他们是精神上的弱者、身体上的强者。可是面对身体上的弱者时，他们又显得那么“强大”。
遇弱则强，遇强则弱，欺软怕硬，是流氓的标配。
像唐山烧烤店打人的几个男人，他们的圈子应该给这几个货除名，打女人，太丢人了。
看了几个身处现场的男生的感慨，其实，他们能报警，能录像取证，已经难能可贵了。
人在那个场景中有恐惧，有趋利避害之心，都是正常的反应。
现在的人，谁不是背着一堆的数据，一堆的债务，一堆的责任？尤其，现在很多人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或者独生女死了，谁给他们的父母养老？很多农村的人，都没有社保，如果独生子独生女死了，失独父母晚年非常凄惨，这个问题谁来解决？
不能听有些“道德高尚者”一味地唱高调。
加上，正当防卫、见义勇为等有非常苛刻的司法解释，一不小心就容易防卫过当、自陷囹圄（líng yǔ，监狱）。
见义勇为得带着律师一起来见证，律师要及时喊“cut”，再往前一步，就是防卫过当、过犹不及。其实真的挺难的。
尤其，见义勇为者确实需要一定的勇力和功夫的，这是直播，不是拍戏，想要遇到一个有功夫、有见义勇为能力的，能够在人生直播时及时出手，是需要有两块钱中五百万大奖的机缘的。
就是说，见义勇为，既需要精神，更需要能力。
不能说只有在这种极端环境下，出手了才是侠义精神。不能说这个社会缺少侠义精神，其实，侠义精神在生活中有很多表现，只是没有这种巨大关注和轰轰烈烈罢了。
用嘴马上能给摆平，那得是一流外交官的水平，如果对方能听进去道理，也就不会当黑恶势力了。
比如一个男人对七个男人，如果他没有在几下之内，撂倒两个的能力，他会遭到这些人的疯狂报复，他可能解救了别人，自己可能会因此而献身。
再强调一下，遇弱则强，遇强则弱，欺软怕硬，是流氓的标配。
克服恐惧的办法，就是有人给兜底，有人给解决后顾之忧，不能用战争年代的标准来要求和平年代人的行为。
因此，可以参照秦国的做法，通过法律规定、政策导向，建立一种见义勇为的制度。
比如，可否参考烈士制度，把见义勇为者等同于烈士，如果一旦付出生命和健康的代价，视为因公牺牲、因公负伤？
比如，在流氓动手之后，就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了，见义勇为者打死打伤他们，不负任何法律责任，视为战场杀敌，会受到巨大表彰？一个人出手的，视为一级战斗英雄？群体出手的，可以荣立“集体二等功”“集体三等功”等？
比如，见义勇为者，所获得的物质奖励和荣誉奖励，自己可以享受，父母妻儿都可以因此受益，在高考、贷款、买房、摇号、落户、社会考试、公务员考试、纳税、养老、社保、商业保险等公共产品上享受到优厚的便利？一旦出问题，此项物质鼓励可以延及子孙、妻子、父母，社会给养父母妻儿？
现在是双边不对等，这些人进去呆一段，很快就出来了，这些经历成了他们的“荣誉勋章”，次数越多，越受“追捧”，越有人追随，越会变得嚣张，越能因此讹诈更多的社会资源。
有制度驱动和利益驱动，都不一定每个人都敢见义勇为，都有见义勇为的能力。
如果能让老百姓出门四处找见义勇为的机会，像捡钱似的，那可能就很少会出现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了，因为这些人反而成了“猎物”。
可能圣母婊又会站出来说，不行，你这是以暴制暴，你这是物质主义、金钱至上，你这是没有奉行无差别爱的“原则”，黑恶势力也要爱，要爱得让他们感觉恶心，他们打我左脸，我把右脸再递上去，这才“对”。
那就没有办法了。
一般只有无道德、有银钱、爱害人、零责任、善欺人、会钻营的，最自由最潇洒，被打的人活着不易，旁观者活着也不易。
不要把“高尚的”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出手了是英雄，不出手也不是狗熊，能打110、120已经是出于道义了，是非常正确的抉择。
可以把那些嘴炮、键盘侠、圣母婊等组织起来，让他们负责巡逻，寻找见义勇为的机会。
那必定“天下太平”了！
看客变侠客，后面真的需要政策导向、物质鼓励、制度建设，而不是在键盘上的慷慨激昂！
出现这类恶性事件之后，往往也是制度建设、社会文明提升的一个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