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分为两部：《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上部“出延津记”讲述的是在二十世纪前期的河南农村，一个孤独无助的农民———吴摩西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在路上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她，他不得不走出延津；下部“回延津记”记述了吴摩西养女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走向延津的故事。一去一来，延宕百年。故事看似简单，但回味悠长。书中的人物绝大部分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酝酿创作了三年的小说。也是他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小说的叙事风格类似明清的野稗日记，语句洗练，情节简洁，叙事直接。因而本书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构成言说的艺术，都能拧出作家的汗水。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唯有用此语言，才有对应和表现作品的内涵：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人与人之间虽说来往不多，但并不孤独；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由于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
《一句顶一万句》以洗练的语句、简洁的情节很好地描述了中国社会底层群众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需求：他们处在一个众声喧哗、极少有个人空间的社会中，把众人的接受、社会的要求当做自己的行为标准，努力寻求社会的认可；他们对孤独的逃避和排遣方法是寻找另一个人说出那“顶一万句”的“那一句话”，这是他们所有人一直纠缠着的心灵问题；但在他们对梦想的寻找中，可以窥见他们也有各种的生命追求和对灵魂自由的价值渴望，但是这些只不过是他们社会底层生活中极浅的一丝色彩而已。对当代中国社会底层群众的精神状态的主潮流我们要予以关注。
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
慢性子容易心细，心细的人容易记仇。
我不是说这事，是说这理。不拿你当朋友的，你赶着巴结了一辈子；拿你当朋友的，你倒不往心里去。
街上的事，一件事就是一件事；家里的事，一件事扯着八件事。
长痛不如短痛。有短处在人手里，一辈子别想翻身。
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在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好把的是病，猜不透的是人心。
人来世上一趟，免生闲气罢了。
短处说到明处，一辈子没有把柄在谁手里。
平时说一千句坏话无碍，关键时候说人一句坏话，就把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
世上的事情，原来件件藏着委屈。
别人传闲话也就是个闲话，他在传话的过程中，爱把一件事说成八件事。
不求人办事是熟人，一求人办事人就生了。
人相互一有隔阂，对方便无做得对的地方；同做一件事，本来是为对方考虑，对方也把你想成了另有想法。
一个人总顺着别人的心思来，自己心里就有些别扭；但一个人自己别扭，也比再让别人别扭自己强。
人生来孤独，想得到知音并不是易事，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孤独的。
人要一赌上气，就忘记了事情的初衷；只想能气着别人，忘记也耽误了自己。
世上最难吃的是屎，世上最难寻的是人。
遇到小事，可以指望别人；遇到大事，千万不能把自个儿的命运，拴到别人身上。
顺着你说的人，心里就是憋着坏。
彻底离开伤心之地，对过去有个了断。
一开始觉得没有话说是两人不爱说话，后来发现不爱说话和没话说是两回事。
不爱说话是心里还有话，没话说是干脆什么都没有了。
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
人是掰扯不得的，掰扯了别人，就是掰扯了自己。
我活到七十岁，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就是日子无法挑，我还看穿一件事，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
事情想不明白，人的忧愁还少些；事情想明白了，反倒更加忧愁了。
刘震云表示，由于所处环境、地位和各自利益的不同，由于诚信缺失，人与人之间，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大多数人反倒是生活在孤独中。他过去的作品，总觉得是自己有话要说，而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书中杀猪的老曾、剃头的老裴，还有杨百顺，他们的话都比我说得好，说得有智慧、有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