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创作的历史学著作，首次刊行于1981年。
《万历十五年》从“大历史观”的研究视角出发，选取了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年）作为考察切入点，运用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和传记体式的章节，通过对关键历史人物悲惨命运的描述，探析了晚明帝国走向衰落的深刻原因。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大历史观，即宏观的、系统的历史，也即“从技术的角度看待历史”。
全书共分七章，分别写了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大学士申时行、首辅张居正、模范官僚海瑞、自由派知识分子李贽、抗倭英雄戚继光等。同时，也写了他们之间存在的重重矛盾，如皇帝与群臣的矛盾，保守派与自由派的矛盾，官员与官员之间的矛盾等等。
《万历十五年》以1587年为关节点，在历史的脉络中延伸，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大事与人物着手，记叙了明朝中晚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开始走向衰败的迹象。作者指出，“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正是从这些细枝末节的中，作者认识到，万历十五年是明朝甚至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转折点，是历史的关节点。
黄仁宇（1918年—2000年) ，以历史学家、中国明史专家和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美籍华人。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长沙市第一中学毕业，1936年入读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由于抗战爆发辍学加入国军。抗战结束后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后又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先后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1968年—1980年任纽约州立大学New Paltz分校教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9年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先后出版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但是皇帝所参与的各项礼仪并不总是这样轻松有趣的，相反，有时还很需要付出精神力气。譬如每天的早前，即在精力充沛的政治家，也会觉得持之以恒足一件困难的事情，以致视为畏途。
任何人替陛下做事，都免不了作威作福。
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艳羡的奇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也很难有所改变。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土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科举制度以各种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考来考去，全国的读书人被网罗而应试的总数当在百万以上，其中文理通达的即可由此而登仕途。
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哺，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他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
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委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
天下的大道理都可以用常情来度量。即便是最为严格的教条，也承认因情理而发生的例外。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
理想与装饰究竟不同于虚伪，一个人仍能以此作为起点去推行他的诚意。
在他（张居正）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
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合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
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很多问题，按理说应该运用组织上的原则予以解决，但事实上无法办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调整。
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
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
帝国的政府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基础，而依赖文化的传统而生存。这也是洪武皇帝强调复古的原因。
帝国的官僚政治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成千成万的官僚，在维护成宪的名义下保持各方面的平衡，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私利。
我们的帝国不是一个纯粹的“关闭着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各种职业基本上出于世代相承。——然而它所给予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仍然是不多的。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
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
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