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的时候，一个老师丢了五块钱，他说他把钱放在桌子上的，出去上厕所回来就没了。恰好他出去那段时间我去过办公室交作业，他一口咬定是我拿的，态度极其恶劣地把我骂了一顿还要我交出赃款。那时候我二年级。我知道我没拿，我知道那是老师，但我没有哭，他说一句“交出来”我就说一句“我没拿”。他想动手打我的时候，我拔腿跑了。我径直跑到了校长办公室，把事情告诉了校长。校长带着我去办公室，在那老师的桌子底下找打了那张五块钱纸币。那老师四十来岁，却不肯跟我道歉。他以为说一句“弄错了”就算了？第二天我和我爸去学校，让他当着全办公室的老师跟我道歉。
大二的时候去小剧场那边的教超买一包清风餐巾纸，刷卡的阿姨不知道怎么回事算了两包的钱。我说这纸怎么涨价这么快，而且和标签不一样的价格？她说她哪知道。我说你是不是刷错了？她说怎么可能，你不要耽误后面同学。我说你查一查，她硬是不肯查，态度还很硬，那样子就好像我胡搅蛮缠买不起一包餐巾纸。一起去的同学都说算了，我偏不，我硬是要求店长来跟我谈。店长来了，查询了记录，证实了是那阿姨刷了两包。他们赔了我一张一百元的教超购物卡，我只要求他不要为难那个阿姨。
大三的时候从紫金港图书馆去东区的路上，一辆飞驰的汽车一直猛按喇叭，一路的同学都皱着眉头回头看，默默地让开了。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只是确定司机没有喝醉或睡着，因为车子快却很稳。我走到马路中间，慢悠悠地就拦着路。那司机真是横，停下车来摇下窗，破口大骂问我是不是“找死”。我说我找死，你怎么不敢撞？一句话说完他走下车来想动手，我不屑地望了他一眼说：我已经打电话给保卫处了，你敢下手我绝不还手但我告到你倾家荡产！他举在半空的手愣是缩了回去。后来保卫处来了，那人潸潸地被带走了。
有一次在杭州火车站，手里提了个花瓶，后面抄上来一个男人一撞把我的花瓶撞得粉碎——不是什么值钱的花瓶，我本来并不想计较。谁想那男的头也不回就跑过去了，我追上去说你撞坏了我的东西。他说谁你叫不看着路。我说你从我后面冲上来我怎么看。他说谁叫你不走到边上一点，他说他急着买票上车。我瞄了一眼他的车票，九点十分开车，当时已经快九点了。他买了票拔腿就往候车室跑。我大喊了一声“强盗”……他被保安拦下了，至始至终他都说他很急他没错。所以我们一直闹到九点十五分，我的火车开始检票了，他的火车已经开走了。
我从小就被教育害人之心不可有，但也从小被教育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父母从来不试图只告诉我这个世界最美好的那一面，也从来不试图只给我看这个世界最差劲的那一面。所以他们从来不曾只告诉我要善良，也从来不曾只告诉我要强硬。他们的言传身教，都在告诉我：善良，应该成为一种力量，对抗邪恶的力量。
柴静在首都记者的演讲比赛，让更多的人知道了郝劲松这个普通却不平凡的律师。郝劲松当然是一个善良的人，但为了火车上的一张小发票把铁道部告上法庭，举起大旗揭露华南虎假照片，都是这个善良的人做的事。弘一法师说“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直内方外，不正是这种坚持内心的正义去做一番正义的事业抗衡黑暗邪恶的势力吗？难怪朱子说这是“为己之切要”。
能用自己的正直，保护自己，如果顺便还能对他人保护自己起点作用，这大概就是人最大的也是最好的善良。
善良不是软弱，更不是只有忍耐一种途径。曾国藩有一则故事，说他有天在军中和一个人聊天，那人说：“胡润芝办事精明，人不能欺；左季高执法如山，人不敢欺；公虚怀若谷，爱才如命，而又待人以诚，感人以德，非二公可同日语，令人不忍欺。”是，令人不忍欺，是一种神一样的境界，但问题是，这个世界太糟糕，没人会不忍欺。所以曾国藩最后还是被欺负死了。
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法治成为普适的一种价值，再也不是要教育善良的人们“忍无可忍，再忍一忍”的时代了，否则，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法律来保护自己？为什么需要天理公道来保护自己？只要内心正直诚恳，为什么不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为什么一定要到“忍无可忍”才“无需再忍”？
或许有人会说，睚眦必报有什么意思呢——但难道善良的人不再忍受欺负，就一定是睚眦必报吗？当我们教育孩子“过犹不及，执两用中”、教育他们要善良却也要坚强、要善良却也要学会保护自己、要善良更要努力让善良成为维护正义的力量的时候，就一定会教育出睚眦必报的人吗？
那孔子干什么还要以直报怨？就学上帝，把别人吐在你脸上的唾沫擦干请他再吐一次好了啊！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人，只是想自己成佛成圣上天国，却让别人的罪孽加深了啊！
佛经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菩萨发现商队中混进了一个强盗，而且这个强盗准备寻机把商人们杀害后抢走财物。菩萨自然不忍，寻思到：我杀了强盗，就犯了杀戒，就要堕入地狱，而不杀强盗，就会导到更多的生命被杀害。这是两难。但菩萨以宁可下地狱也要拯救众生的精神，把这个强盗杀了。
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是德，但能祛人之恶全人之善，是大德。
菩萨心肠，金刚手段。
此所谓中庸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