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
第二天一大早，人们惊讶的发现，就在郎红英家西边，也就是西圩头护村沟的边上，连夜已经被人埋好了足有半里路长的柴篱笆大字报墙，上面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大字报，还有几幅漫画，一下吸引了好多人在围观，人们一时议论纷纷，因为满墙大字报的内容，竟然写的都是榆树湾大队现任党支部书记郎红英的，当然包括那几幅漫画，也都是与郎红英有关的。最为吸引人眼球的，便是其中的那张彩色漫画，这一张漫画前围观的人也最多，因为观看大字报的这些人大多数都不认识字，也就是图个新鲜、看个热闹。有识字的，在从头到尾认真地看着那些大字报，也有人在小声地读着那大字报上内客，那些跟在后面不识字的人就会说：读大声点，读给俺们也听听到底写的什呢东西。而那原先还在小声读的人，却不再发出声音来，只是默默的继续看着，急得不识字的那些村民只好三个一簇，五个一团的围在一起，互相说着各自所知道的零零碎碎的内容，大家把这些内容相互交流，也能知道个大概了，这些大字报并没有什么爆炸性的内容，便又再围过去看那张漫画，觉得“洋小五子”这张漫画画的确实有点胆大。
那幅漫画画的很大、很夸张，远远地看着，画的就是一条狗，张着血盆大口，伸着长长的、鲜红的舌头，最为夸张的，是那一条粗大的“狗”尾巴。原来，那画上画的并不是狗，而是一条大尾巴狼，可如果不是那条有些夸张的粗大的尾巴，在很多围观的村民看来，那应该就是一条狗。当然，生活在苏北平原这个偏僻闭塞小村庄的人们，除了有数那么三二个村民在外地当兵时见过狼，其他人还真没见过，只知道世上有这么一种动物而已，把狼误认为是狗，也就不足为怪了。现在竟然有人把狼画在那么大的一张纸上，而且就贴在西圩头子供人们观看，也是轰动一时，天一亮，这消息很快便在村里传开了，人们纷纷前来看新奇，瞧热闹，这正是吴仁富所要的效果。这西圩头子这一大早上确实也是热闹非凡，人来人往，吵吵嚷嚷，议论纷纷。而说出这画上画的不是狗，而是一只狼的，也还是人家识得字的那些人，因为画上还写了几个小字：豺狼当道。
据说，昨天晚上许碧玉的批斗会结束后，那一帮造反派聚集在一起，很是兴奋，虽然还没有群众上台参与揭发控诉，但能把许碧玉押上台接受批斗，这在榆树湾总算也是开了一个头，吴仁富让他们一鼓作气，再接再励，顺便把郎红英的批判专栏搞起来，这也就是他傍晚跟“洋小五子”说的晚上还有的“重要任务”。
其实，昨天下午有一点吴仁富没有如实告诉郎红英，那就是他在向公社叶志远副主任请示汇报榆树湾大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动与深入的问题时，也以革命群众的名义，“顺便”说了郎红英书记几条历史问题。
叶志远听后说道：“你说的这几条，历史上都已经调查过了，有些问题还是我亲自参与调查的，都是些子虚乌有的事，当时也都已经有了定论，这是老调重弹，没有什么新意。当然了，这也并不排除郎红英还有其他我们还没有掌握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可以通过发动人民群众继续检举揭发深挖嘛，看来，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热情还是很高的，我们要大力地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至于陈青科长这边，你们也不要有什么顾虑，文化革命运动，要放手大胆地去搞，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任何人都无法阻挡。先要把榆树湾这潭水给搅浑了，水浑了，鱼就自然浮上来了，总是死气沉沉的，还搞什么运动，能有什么作为？”有了叶志远副主任的支持，他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他要放开手脚大干，充分发动广大社员群众，积极参与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来。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洋小五子”、李二可、张大富等几个人，独木难成林，“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他自然是知道的，要想干一番事，手下必须得有一帮得力干将。张晓梅表现不错，蛮讨他喜欢的，明里暗里一直与他保持着那种关系，是他的一个心肝宝贝，为了讨张晓梅欢心，他要给张大富安排一些事情做做，反正也缺人手。“洋小五子”平常在村里游手好闲的，就不讨人欢喜，一副怀才不遇玩世不恭的样子，不过他能涂涂画画，搞大字栏还真用得上这样的人呢，把他当个人用，这还真是抬举他了，他还不感恩戴德死心塌地的跟着俺？这样，几个人便聚在了一起，决定在榆树湾搞出一点动静来，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榆树湾掀起一个新高潮，事实证明，这帮人还是能干点事的，对他也忠诚，可以说真是死心塌地跟着他干的。
一大清早，有人把西圩头路边上大字报墙的事来告诉了郎红英，说西圩头子新埋了半里多路长的柴笆墙，上面已经糊满了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大字报写的全是她，还有漫画，那个漫画画的是狼不像狼，狗不像狗的，叫郎书记不要去看，看了会生气，至于大字报的内容，无非还是以前传说的什么拖枪逃跑、叛徒、贪污，噢，还有贪生怕死那几条。
来人说，他是起大早准备去拾粪的，走到西圩头看到有几个人在埋柴笆、贴大字报，他就隔着圩沟看，听那几个人有说有笑的，其中一个是“三寡妇”家的张大富子，他们好像是在说一张“洋小五子”画的什么漫画。说他们夜里写大字报，李二可问郎红英的郎是什么“郎”，怎么写？张大富说就是新姑爷、新郎官的“郎”字。他们说那个正在画画、写美术字的“洋小五子”插嘴说道：再把她脆死了，什新郎官的“郎”，她也配？俺看啦，就是死“狼”的‘狼’，豺狼的‘狼’，大尾巴狼的‘狼’。引得大家是哄堂大笑，已经后半夜了，原来有些犯困打瞌睡的，都被他逗得不困了。说后来，“洋小五子”忽然大笑起来，便把他想要画一只“狼”的漫画的想法讲给大家听。他说，刚才虽然说的是一个笑话，但他突然就有了创作灵感，他想在大字报前面先画一只狼，不用写字，社员们看了就能晓得是什呢意思了，也晓得画的是哪个人了，比画人物好，更能吸引人眼球，引起人们关注。他说这就是艺术，这就是漫画的妙处，画一张漫画，肯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一张内容丰富的漫画，肯定能胜过千言万语的文章。当时在场的人个个赞同，吴仁富也夸赞“洋小五子”就是聪明，肯动脑筋，用画笔作刀枪，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隐藏的坏分子作斗争。就这样，便有了那一幅漫画。
其实，“洋小五子”自己也没亲眼看见过狼，他更多的还是依照狗的模样画的，只是凭着他的想象给画了那条粗大的尾巴而已。
也难怪吴仁富对这个“洋小五子”大加赞赏，当前，在这榆树湾，能画这两笔的，除了“洋小五子”，还真的找不到第二个人，他这也是爱才惜才，毕竟人才难得，眼下也正是他需要用人之际，这写大字报，刷标语，当然是需要这样的人才的，“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嘛。
郎红英只是淡淡的一笑，她对来人说道：“既然这大字报写的都是俺，还画了俺，俺也不能总躲着，俺还真要去看看这‘洋小五子’把俺画成‘狼’，还是画成‘狗’了？如果俺不去看看，那他们不是又说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和他们造反派态度有问题了吗？俺犯不着跟他们生气，生气就上他们当了，再说了，他们大字报上写的那些所谓的历史问题，没有一件是真的，没有什么可怕的，这些事，当年组织上大多数都已经调查清楚了，他们这是老调重弹，没有什么新意，何况有些事情公社叶志远主任还参与调查的，只是怎么又说俺贪生怕死了，这又是从何说起的，俺还真得去看看。”
来人告诉郎红英，后来天渐渐的亮了，就有人过来看大字报，他也就去看了看。说她贪生怕死和拖枪逃跑的那两张大字报是张大富子写的，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他说你贪生怕死是他妈听耳听你自己说的，就是咱们那年被鬼子押着去黄荡沟看活埋年轻妇救会主任那次。而说你“拖枪逃跑”的事，他说是听他二爷，也就是他的继父“丫鬟”说的，说是淮海战役时期的事，还说“丫鬟”也是亲眼看见你拖枪逃跑的。
郎红英听罢来人的讲述，嘴里“噢！”了一声，她的思绪已回到了解放前那个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春天，一小队日本鬼子还盘踞驻扎在榆树湾村里。一天下午，日本鬼子押着榆树湾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百多号人，说是到黄荡沟去开会、看戏，接受大日本皇军的训话。郎红英也在这一群人中，大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一路上不敢说话，等到了黄荡沟才知道，鬼子抓了黄荡沟村的妇救会主任，对她进行严刑拷打，让她供出党组织，交出同伙，这位年轻的妇救会主任是宁死不屈，拒不交待。鬼子恼羞成怒，决定今天下午处绝这个妇救会主任，便押着附近几个村的村民前来观看，接受教育，说是要杀一儆百，以孤立打击抗日组织，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看戏”，真是够恶毒的。
一通训话后，日本鬼子让人挖了一个深坑，将那个妇救会主任抬起放进去，坑齐那女人的脖子，刚好把她的头露在外面，然后鬼子把那女人身体周围空隙填上土，再用力踏实，这样，因为踩实的泥土挤压，人血往上涌，人被挤压得喘不上气来，逼闷得很难受。鬼子最后又问了那个妇救会主任到底说不说？那个妇救会主任脸色已经发紫，双眼眼珠外凸，她轻轻但坚定地摇了摇头。鬼子残忍地将刺刀刺进这位妇救会主任的头顶，顿时血喷如注，那位英勇的妇救会主任就这样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看着眼前的惨状，有人被吓得哭了起来，人群变得骚动不安，那喷涌而出的鲜血，有些溅到了站在前面的人的身上、脸上，人们纷纷往后退让着。负责看管和维持秩序的日本鬼子，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大声喝斥道：八格！八格牙路！全都好好地看，不许乱动，不许退后，不许哭！不许哭！再哭，全都死啦死啦的。
郎红英的眼泪哗哗地流着，她的眼泪是为英勇的妇救会主任而流，是为死难的同胞而流，现在她自己也是组织的人了，她的眼泪是为她的同志而流。“同志”，一个多么亲切的称呼，而自己的一位年轻的同志就牺牲在自己的眼前，不禁怒火中烧，她的双腿在颤抖，不？她的全身都在颤抖，她的心在滴血，她痛恨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她紧握着拳头，心中一遍又一遍的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她又在心中默默的念着，同志！俺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散场后，人们往回走，鬼子不再端着枪看管着，大家便小声议论起鬼子惨无人道的恶行，小鬼子竟然将一个年轻的姑娘就这样活埋杀害了，有几个男人还小声骂了几句。不知是谁问郎红英道：“三嫂子，俺都吓死了，不敢看，小鬼子还偏让俺看，真吓人，你害怕啊？”蝼蚁尚且贪生，人岂有不惜命的道理，日本鬼子当着那么多人面杀人，能不害怕？郎红英头也不抬地答道：“怎么不害怕啊，俺也怕，那杀的可是一个人啊，俺两条腿都快抖散了。”当时，张大富他妈就走在她旁边，当然是听到她说的话了，只是当时还没人知道郎红英就是榆树湾村的妇救会主任，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呢。哪知道这句话现在竟然也成了造反派攻击她的罪证，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贪生怕死？共产党员不怕死，但也不做无谓的牺牲，组织上要求“保存实力，隐蔽斗争”，平常在村里都是秘密地开展工作，组织上没让她暴露，她绝不能轻易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这是铁的纪律，也以免给组织上造成损失。何况她也知道，即使她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换不回那位年轻的妇救会主任的生命啊。
至于说她“拖枪逃跑可能叛变”，当然也是子虚乌有的事，这个当年组织上就已经做过调查，有了否定的结论的。
1948年初冬的一天，上级通知，说有一支国民党主力部队要从苏嘴区这一带经过，区委要求各村的党员、干部必须立即转移。
那天郎红英正在组织村里妇女赶制军鞋，她让人把收集来的军鞋进行点数打捆，过几天就要交到区里去。忽然，她发现其中有两双军鞋有些异常，拿在手里轻飘飘的，鞋底软软的，就知道有问题，用力撕开一看，果不其然，鞋底里竟然掺有草纸，她问负责登记收军鞋的人，这两双鞋是谁送来的？那人吱吱唔唔不肯说。郎红英说：“如果你不说，那就由你负责再做两双军鞋交上来。跟你们一再强调，军鞋必须保证质量，这是你把关不严收下的，当然得由你负责。”那人没办法，只好低声说道：“是沟东二婶子做的。”郎红英一听是陈青二嫂子做的，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本来就拖拖拉拉迟迟交不上来，还不能保证质量，这军鞋可是要送上前线给冲锋陷阵英勇杀敌的解放军战士过冬穿的，这样的鞋子既不保暖又不耐穿，必须得退回返工重做，她让那人赶紧将鞋子退回去，并且告诉她要重新做三双，多做一双，以示惩罚。那人拿了鞋子便向沟东走去，不一会儿，陈青二嫂子拿着那两双鞋来了，妯娌俩免不了争论了一番，一个认为郎红英是自家妯娌，不应该这么死心眼，抬抬手也就过去了。而郎红英则认为自家人更应该支持她工作，为其他人做好表率，带个好头，而不应该拆她的台，做这么差的鞋子来糊弄人，过几天要是送到区里去被发现有质量问题，那区里肯定也是要追究她郎红英责任的。再说了，如果不严格处理，也不能服众啊，其他妇女群众会怎么想。最后，陈青二嫂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答应回去抓紧时间再重做三双军鞋，这事才作罢。郎红英让人把收上来的军鞋先隐藏好，不能让敌人发现了。等忙完这一切，天已经很晚了，今天是走不了了，她决定第二天凌晨再转移。想想自己应该向哪里转移呢？娘家庄子是不能回了，日本鬼子投降后，她在村里的身份已经公开了，连娘家庄上的人都知道她和陈青都是共产党的人，她准备带着孩子去住在潮河边上的姐姐家躲几天。
第二天天还没亮，她背上孩子，拎着一个简单的小包袱，便准备锁门离家，忽然看见挂在墙上的那杆猎枪，那是她从娘家要回来给陈青的，陈青当年刚入区小队时还没有发枪，看着别人都背着枪，有些眼馋，手也是痒痒的，回来跟她说了这事，她就回娘家去跟三哥哥要了这杆猎枪。娘家原来有两杆猎枪的，那年遭土匪抢劫被搜走了一杆，就剩下这一杆了，猎枪是用来看家护院的，家里穷了，现在也基本用不上。陈青得到这杆猎枪很是兴奋，象宝贝疙瘩似的，爱不释手，没事就拿出擦拭，再后来，队上给他发了枪，这杆猎枪是他私人的，就又带回来一直放在家里，陈青每次回来，还总喜欢拿出来摆弄摆弄、比划比划。郎红英心想，这杆猎枪可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给毁了，这也是陈青的宝贝，她必须得带上它才放心，走夜路也可壮壮胆，心里踏实些。就这样，她背着孩子，提着猎枪便走出家门，没走多远，迎面碰上一个人，那人问道：“是哪个啊，这么早做什呢子去啊？”郎红英答道：“是俺，俺回娘家去。”原来是起早拾粪的“丫鬟”，他“噢！”了一声，嘀咕道：“女人家家，扛枪舞棒的，象个什么样子，真是越来越没规矩、越来越没得个女人样子了。”郎红英不再搭理他，继续赶自己的路。
天大亮了，离姐姐家也不远了，可横在眼前一条河上的小木桥已经损坏不能走人，她背着孩子，实在是没胆量从那个还剩没几块桥板摇摇晃晃的破桥上走过去。上游或者下游是否还有桥，她不知道，即使有，要绕多远的路，她也不知道，已经跑了这么远的路，还要肩着孩子，提着猎枪，实在是太累了，她只好咬咬牙脱掉脚上的鞋袜趟着冰冷的河水过河，好在初冬枯水季节河水并不深。过了河，她穿上鞋袜，寻思着光天化日一个女人提着一杆猎枪，太过显眼，也实在不方便，刚好桥头不远处有个草垛，她看看四下无人，便走过去，把猎枪藏在了草垛里，临走她还折了一根小树枝，插在藏枪的地方作为记号，她想等到了姐姐家让姐夫来把枪取回去。
到了姐姐家，她已累得不行，她让姐夫赶快去小桥头把藏在草垛里的猎枪取回来。不大一会儿姐夫空着手回来了，说并没找到她藏的枪，也没找到她插的那根作为标记的小树枝。这一惊非同小可，她连忙和姐姐、姐夫一起去小桥头找，草垛也没什么翻动的痕迹，只是确实没有了那个作为标记的小树枝，她在她认为藏枪的那个位置也没找到枪，真是奇怪了。姐夫问她是不是记错地方了，她看了看周围环境，指了指不远处说道：“怎么可能呢，俺就在那个地方趟水过河的，然后就到这里藏的枪，绝对没错，俺当时还看了看，确认没人看见才藏的枪，怎么就不见了呢。”她又指着边上的一棵小树对姐姐、姐夫说道：“你们看，俺就在这棵树上折的树枝做的记号。”姐姐、姐夫看那小树上确实有新折过树枝的痕迹，只是草垛周边就是没有那根做记号的小树枝。
姐姐、姐夫又带着郎红英找到这个草垛的主人家，人家说今天并没去草垛扯草，也没发现有人在那儿藏枪、取枪。真是怪了，那把猎枪就这么被她给弄丢了。
她为这事很是懊悔，想想当时也真是急昏头了，把枪藏在家里草垛里也行啊，怎么就想着要带着的，连火药都没有，带着一杆空枪有啥用，再说了，就是有火药，她也不会装火药、不敢放枪啊，何况自己还背着个孩子？肯定是被陈青二嫂给气糊涂了，不晓得她这几天有没有抓紧时间把那三双军鞋做好。
过几天她回到榆树湾，就已经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了，说国民党还没来，共产党员就拖着枪逃跑了。后来又听说她丢了那杆猎枪，就又说她肯定是把枪交给敌人了，指不定都做了叛徒，枪可是革命的武器，怎么能弄丢了呢。
区委也听到了这些传言，还真的派武装保卫干事叶志远等人去了一趟潮河边调查了此事，他们去了郎红英姐姐家，也去了郎红英藏枪的那个草垛的主人家，证实丢枪是事实，不过丢的是自己家的一支猎枪，并非传说的是什么“革命的武器”，与郎红英所描术基本相吻合。另外，郎红英去潮河边姐姐家，与那支国民党主力部队走的不是一个方向，她确实没有遇见那支部队，何谈叛变？敌人走后，地方组织也没有遭受任何损失、破坏。再说了，上级得知有一支国民党部队要打苏嘴区这一带经过，组织上让党员、干部即时转移，是组织上的决定，也是组织上对党员、干部的爱护，哪来逃跑一说，这事就是个传言。
这些事都过去这么些年了，现在又旧事重提，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还把她“贪生怕死”与这“拖枪逃跑可能叛变”联系在一起，真是用心险恶。不管怎么说，她始终是相信组织的，身正不怕影子斜，当年她已经把情况都跟组织上讲清楚了，组织上也派人调查并且有了明确的结论，他们总不能把白的硬说成黑的吧？她还是准备先去西圩头子看看大字报是个什么情况。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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