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68年苏北的农村，苏北在江苏省范围内，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生活水平不高，特别是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很苦，但再苦再穷，我们这些小孩子，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忧愁。
玩，是孩子们的天性。那个年代虽穷，但小孩子们很快乐，没有家庭作业，放学后书包一放下就跑出去“疯”，天天如此，在贫困的岁月里，象野草一样，无拘无束地生长着。
小时候，我和村子里同龄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一同长大，干了不少让大人们烦心讨厌的糗事。
当然，有些事做的太过份，不仅闯了祸，也常受到父母的责罚，但父母却从来没有动手打过我，都是以批评教育为主，实在无效，屡教不改，父母也用鞋底或棍棒吓唬过我，但总是屡教屡犯，弄得父母也没辙！
1.捅马蜂窝
我家院子门前有一大片地，是生产队分给我们宅基地的空地，我母亲辛苦打理成菜地，年年在上面种上茄子辣椒等，但就是不丰收，结出的果实小而弱，有的秧苗早早枯死。
原因是周围树太多，不仅根系吸走了小菜地的营养，而且遮住了阳光，菜地里的菜总长不好。
记得菜地东角有一棵合抱粗的槐树，树干高大，枝叶婆娑，据说是我当时去世已多年的爷爷小时候栽的，这么多年了，难怪长得这么粗。
这个树树干很粗，但可惜成不了大材，原因是树干不知是生虫子，还是自然生病，好好的一棵树，树干中部是空心的，我父亲经常仰望着这棵槐树叹息，说白瞎长了这么大，伐倒也没用，只能当柴火烧。
但就是舍不得伐倒，只因每年开春，这棵槐树开的满树一串串、肥肥嘟嘟雪白的槐花，香飘半个村子。
那个年代，槐花可是好东西，又好吃又能抵口粮的不足，所以一直让它长在那里。
让人心烦的是，树干中部是空心的，蚂蜂年年在里面做窝，而且这种蚂蜂的品种特别吓人，全身黑黄色，个头很大，身子很长，屁股下面略带弯曲的蜂钩很尖很毒，翅膀像直升机螺旋桨的叶片，飞起来老远能听到嗡嗡的，声音怪吓人的。
邻居家七十多岁的二大爷说，千万不要去招惹这棵粗大的槐树内的蚂蜂窝，这种野蚂蜂毒性可大着呢！有的人说的更玄乎，说如果被这种毒蜂蜇上，十几只的毒量可以毒死一头牛。
我们那时七八岁刚上一年级的毛孩子，从没被蚂蜂蛰过，没吃过被蛰的苦头，当然不相信老人说的话，依旧调皮捣蛋，找个法儿取乐。
住在我家屋后的邻居二毛哥，比我大一岁多，他天天带着我和其他几个小伙伴，家前园后胡跑瞎拉，追狗撵鸡，非常调皮。
一天下午放学后，天气异常闷热，他带着我们六七个小孩子，原打算到门前马路对面大塘池去洗澡玩的，恰巧又路过菜园边这棵大槐树。
“机灵鬼”叫团结的小孩，发现树洞边进进出出的蚂蜂，就大声叫喊，让大家过去看。
二毛看到后出点子说，这树洞内肯定有蚂蜂窝，就带着我们去池塘边，每人用手挖一大团稀泥，去堵这棵槐树中间蚂蜂洞口，说是要把蚂蜂全封堵在洞内，困死这些蚂蜂。
在二毛的带领下，我们每人从池塘边挖了一大块稀泥，站着离树一两米远，对着树洞缝隙，狠狠地把泥巴砸了上去。
其他几个小伙伴砸完都跑得很利索，我自己家的大树，早听大人们说过，这窝蚂蜂不好惹，但又怕二毛他们嘲笑我胆小，所以硬着头皮最后一个上去用泥巴去砸。
没想到，蜂巢外飞回来的蚂蜂，发现洞口被稀泥堵住，洞内的蚂蜂也反应过来，纷纷从没堵住的洞缝中钻出来，里应外合，气势汹汹地飞过来攻击我们。
不幸的是，只有我跑得晚，被一只蚂蜂蜇到了额头。
这可不得了了！痛得我当场满地打滚，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我家二哥听到哭声从院子里跑出来，弄清情况后，不仅不安慰，反而大声呵斥我太调皮。
那时农村条件差，根本没有打算把我送大队卫生所去医治的念头，况且卫生所缺医少药的，平时最多看个伤风感冒的，对蜂蛰也没什么好办法。
我母亲赶紧用肥皂水往我头上擦，说是消毒，又去求外姓的邻家四婶子，说是女人的奶水可以治蜂毒。
但怎么折腾，我脸和脖子都肿得吓人，特别是两个眼睛肿得只有一条缝，什么也看不清。
丑不说，还疼痛难忍，浑身发烧，急得我用井里的凉水往头上浇，两个多星期都没去学校上学，天天躺在院子里的凉席子上熬着，眼泪都哭不出来了。
那个年代，农村各家孩子多，家庭贫穷，命贱像根草，大人们都天天忙着下地干农活，哪有时间和心思管我？
我那时想，可能我活不了多久，因为邻家二大爷和四奶奶都说过，这种毒蜂牛都能被蛰死。
还好，几周后，蜂毒慢慢被我身体吸收消化了，算是捡了条命，当时如果是一群毒蜂蛰到了我，唯怕就很危险了。直到现在，我见到蜜蜂都害怕，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2.炮仗插在牛粪上炸
那时，我们生产队大集体开了一个弹棉花作坊，专门加工棉花网套搞点副业。
弹棉花的机器安装在一间大房子里，紧靠机器的房子外面，又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房子，安装了齿轮和转盘，需开动机器弹棉花时，用两头毛驴转着圈子拉动转盘，通过齿轮传送动力，带动另一个房子里弹花机工作。
中午或晚上，六十多岁的生产队保管员张庆财就住在院子里面弹花机的房子里，边休息边看管机器。
每当保管员老汉张庆财要休息，我们几个调皮孩子，就悄悄溜到转盘房子，把转盘轰轰隆隆推动起来，带动另一个房子内的弹花机，声音特别大，把保管员张庆财吵醒后，气得他从床上爬起来，绕过大门边追边骂。
有一次做得更绝，春节时，有些小伙伴从家里买的准备年三十放的整挂鞭炮上，偷取下几个散炮竹藏在口袋里。
生产队养了许多牛，我们从院子里的牛槽下弄了一大坨牛屎，悄悄放在保管员张庆财睡的弹花机房门口，上面插上2个很粗的炮仗，一个小伙伴在旁边偷偷看着，观察屋里的动静，准备点火，其余几个小孩就跑去外屋推弹花机的大转盘。
当弹花机轰轰隆隆转起来后，就听到了保管员张庆财骂骂咧咧起床，准备出来追赶我们。
快出房门时，那小孩迅速用火柴点燃了炮仗，正当保管员气呼呼刚跨出门槛时，恰好炮仗响了，牛粪被炸得到处都是，蹦得保管员张庆财老汉满脸满身都是牛粪。
保管员气得当场跑去找生产队长告状，他早就知道是哪几个调皮孩子干的坏事，我们几个小孩都被家长好好教训了一顿。
3.歪脖子树上拉屎
七十年代，我们生产队南湖地稻田边有一条很长的河沟，直通白马河，平时就是靠白马河的水，通过这条河沟为这几百亩的稻田灌溉浇水。
河沟两岸生长着许多大柳树和槐树，我们经常爬到大柳树上去玩，或者从大柳树上折新鲜的柳树技，扔下来喂给羊吃。
其中河沟边有一棵很粗的歪脖子柳树，也不知那个大集体年代的人哪年种下的。
由于这棵柳树又高又大，生长在河沿，年代久了，河沿泥土松散，长着长着就歪倒向河里，但没有完全倒下去，倾斜着身子顽强生长，树的脖子弯曲，小孩子们都它叫歪脖子树。
每年夏天一放学或到星期天，我们这些小孩都会到河沿放羊或割猪草。歪脖子树倾斜着身子，我们很容易爬到树上去玩。
有年夏天，生产队的社员们都在这棵歪脖子树所在的大河沟边的稻田里插秧，我们平时玩得好的五六个小孩，跟着大人到稻田边玩耍，都爬到了这棵歪脖子树上去玩。
有个叫团结的小孩真会恶作剧，他竞竟然先下到树杆的一半，倒撅着屁股在树杆上拉了一坨稀屎，屎和尿混合着把歪脖子树中间一大截弄得全是屎尿，他顺着树杆下半截跳了下来，在树下等着，看我们困在树上的人怎么下来，他在下面等着看笑话。
我们一看树杆上有屎尿，都不敢下去，不仅又臭又骚，关键是我们如果两手抱着树下，手和脚都得沾上屎尿，急得我们哭得哭、喊得喊。
树上有两个大一点的小孩，也真有胆量，干脆裤子也不脱，直接从树上跳到树下的河沟里。
河沟里常年都有水，只是对小孩子来讲，跳下去落差有点大，小一点的孩子从树上往沟里看都害怕，大一点的孩子跳下去也破水呛得够呛！幸好我们这些小孩很小时都会游泳。
其余小孩只有急得在树上大哭，边哭边喊在水里插秧的父母，父母这才赶过来，用铁锹和盆等端水，把树杆冲洗干净，上去把其余小孩“解救”下来，那调皮捣蛋的团结，早跑得不见了踪影。
4.“拉帮结派”打群架
当年，我们生产队人口很多，村子也很大，村西头到村东头大约一公里多。那是个农村人认为“多子多福”的年代，平均家庭都有五六个、甚至六七个小孩，真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
在这样的条件下，村子里自然小孩子很多。一到晚上，院子门前、打麦场上、路边，到处都是吵吵闹闹玩耍的小孩子。
在一起玩的孩子多，时间长了，自然会产生矛盾，进而会分成团团伙伙。村子的东西头各为一伙，有时两伙还相互渗透，到另一头玩的，但会被本伙的人定性为“叛变”或“叛徒”。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公社电影队到农村放的电影都是政治性非常强的所谓“红色经典”电影，里面的人物中，塑造的所谓“好人”，都是一本正经的高大上，怒目圆睁，看谁都不顺眼，时时刻刻要给自己树假想的敌人，今天斗这个人，明天斗那个人，似乎世界上到处都是阶级敌人，只有他自己是好人。
这种洗脑的电影小孩子们看多了，自然都会去学。
我们生产队村东头，有个小混混叫张卫东，五短身材，长得很结实，打起架来真是虎！我们自然都怕他，平时都听他指挥。
他自封司令，带领我们十多个小孩，从军长到排长，每人都给封个官。他天天晚上召集我们在一起，每人拿着一根木棍，杠在肩上当枪使，口袋里装满了小石块和碎砖头。
在张卫民的带领下，一帮人吵吵嚷嚷，天天晚上窜到村西头，和同样自封为司令的叫王建国的调皮头子打群架。
双方一见面，都喊:“敌人来了，快给我冲上去，消灭他们！”，接着石头砖块，像雨点般砸向对方。
刚才还都非常嚣张的双方小毛孩子，黑暗中，见对方黑压压的一片，好像人多势众，马上怂得把小石头和碎砖头扔出去，便吓得如鸟兽散地跑回来，躲的躲、藏的藏，怕对方报复打过来。
加上看热闹的小孩，双方卷进去打群架的人很多，有许多小孩子头被砖头石块打肿打破了，有的小孩头上还流了血。
这可不得了了，双方受伤小孩的家长便会带着受伤的孩子，去找带头闹事的两个司令张卫民和王建国的家长，最后也是陪几个鸡蛋补补身子了事，没过几天，村子两头双方可能又得各纠集在一起开打。
村西和村东头两波人马，白天在一起甚至在一个班上学，没有任何“仇恨”，在学校都老老实实的，不敢打架闹事。
放学回家，一到晚上两派就开始吵吵呵呵各纠集在一起，干起架来，很像当年分别支持左、右派的红卫兵。
有时他们也学电影里的“国共两党合作”，两个司令先是握手言和，两股队伍合成一股，去和我们公社相邻的石桥公社闫集生产队村子里的小孩子干架(据说是白天在湖地里割猪草，遇上后吵架结的“仇”)。
不同公社、不同生产队的小孩相互打架，可不是同一生产队的孩子们闹着玩那样“温柔”，双方在公路的地界边相遇，棍子、石块、砖头等，见什么捡起来就上去干。
还有的抱在一起摔跤，甚至用牙咬对方，双方都把对方真的当坏人、敌人看待，什么都不怕，往死里打，肯定是看什么《上甘岭》、《英雄儿女》等战争体载的电影或连环画看多了的缘故。
5.偷西瓜
我们生产队绝大部分农田都种的是粮食作物，每年都留上五六亩地，种植一些蔬菜和瓜。
小孩子对蔬菜不感兴趣，对不能直接生着吃的南瓜也不感兴趣，唯独对西瓜眼馋。
那个年代实在太穷了，谁好好吃过西瓜？就是不太值钱的黄瓜，一年也见不上几回。
那时生产队种的西瓜，其实不是真正的西瓜，个头很小很圆，成熟后瓜子很大很多，瓜瓤是白的，水很多，但甜度低，多少年后见到了真正的西瓜，才知道那时的瓜是籽籽瓜或叫打瓜。
在新疆各地兵团团场，种打瓜很多，这种瓜籽籽很多，是专门收籽的品种，夏天到处都是不到一元一公斤的大西瓜，又大又甜，谁会去吃籽籽瓜的瓤？
但那个年代，籽籽瓜很金贵，只有生产队每年种上一两亩，到成熟时，全村每家才能平均分上最多七八个瓜。
在籽籽瓜秧刚开花时，村里的小孩早就眼巴巴地盯上了绿油油、开着满地小黄花的瓜苗了，盼望着早结出瓜来。
生产队看瓜地的老头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是生产队张队长67的老爹，外号“三阎王”。
那个年代能活到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大都老态龙钟、耳聋眼花的，甚至大都病死老死了，老人年龄过六十都称高寿了。
而“三阎王”除了耳朵聋之外，身体硬朗，那半米多长的旱烟杆子从不离手，一是用来抽早烟，二是用来当棒子，看瓜地追人撵人当打人的家伙使。
谁说那个年代风清气正，都是好官？生产队张队长家大业大，张姓在生产队人口占三分之二。他当了十几年的队长，生了6个虎儿子，个个膀大腰圆，为人霸道，在村子里说一不二。
那个年代农村根本不懂不讲不怕什么法，拳头硬就是老大。张队长所仗姓多，自己儿子又多，非常蛮横，经常侵占公家财务，搞特殊化，村上的人都敢怒不敢言。
他让他“三阎王”的老爹常年担任“看青”(看生产队庄稼)，拿满勤工分。这老头在湖里的瓜地里搭了个瓜篷，天天在瓜地睡大觉。瓜熟了后，不仅自己天天砸大西瓜吃，晚上还偷偷把熟透的西瓜往家里背。
生产队种辣椒、茄子等蔬菜季节，他边看守着菜地、边偷采茄子辣椒等拿回家，更过分的是把成熟的红辣椒都摘下来，在菜地边晾干后，打成包往自家运，分到社员手里的就所剩无几了。
这老头谁得罪了他，他骂人历害得狠，因对人很凶，所以外号叫“三阎王”，生产队的大人小孩都讨厌他。
有一次，我们几个小孩和比我们大几岁的孩子到湖里割猪草，见到满地大西瓜，有的可能都成熟了。
大一点的小孩和我们几个小点的孩子商量，他让我们等老头在瓜地里的瓜蓬里睡觉的时候，我们去瓜地偷西瓜。
他们负责看住老头，只要老头醒来，发现有人偷瓜，大一点的几个小孩负责把瓜篷的活动门(几根棍子上面用铺的麦草扎上的)堵住瓜篷，不让老头出来，直到每人把瓜摘上跑到远处的玉米地里为止。
说干就干，大晌午天气很热，我们发现老头正在瓜篷里睡觉，六七个小孩翻过瓜地边的河堰，就到瓜地里偷西瓜，大一点的3个小孩早偷偷摸到了瓜篷后面等着了。
也不知是“三阎王”没睡着，还是几个小孩偷瓜太紧张，弄得动静太大，正当小孩们太贪心，摘了一两个在怀里兜着，还在满西瓜地里跑着选个大的拿，就听到老头突然在瓜篷里大声叫骂着，要出来赶人。
3个负责看守的大孩子，已死死地把瓜篷门堵得紧紧的，用肩膀顶住，不让老头出来，气得“三阎王”七窍生烟。
等七八个小孩每人抱了两三个西瓜跑到玉米地消失后，几个大点的小孩赶紧也逃跑了，往玉米地里再和偷瓜的那些小孩会合。
“三阎王”根本没弄清到底是哪几个调皮孩子偷了西瓜，又把他堵在瓜篷里，只能气得骂人祖宗。
那天中午，我们在玉米地里吃的西瓜最甜，尽管偷摘下来的瓜蛋子大都没有熟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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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小时候做的糗事，因篇所限，下次再讲吧，这些小时候干过的调皮事，现在回忆起来，反倒觉得很美好，让人怀念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