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终日里奔波于世间劳碌在凡尘的庸人，最神往的就是老子那种清闲无为的生活方式。当然，我也知道他的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方式，是由于他的人生态度也就是他的人生观问题造成的。而他的人生态度又是怎样的哩？那就是：不要管（做）那么多，也不要说那么多（如他曾说：智者不言。《道德经·五十六章》）。看他，别说有为——去做事，就是连话儿也不想多说几句。而他留给后人、使天下人着迷般研究的那本五千个字的《道德经》，说真的，那还是在他要走出国门时，因为没有办理出关文凭（相当于现在的出国护照，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唐僧每路过一个国家，都要到相关部门去换出关文凭的），而被函谷关的关令（职位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关长）尹喜拦下来逼着写下的。所以说，他的那种无为心态，真的懒得对世人说什么。
不过，他这用五千字换出关的行为，是一种行贿国家官员的行为！看国史，有文字记载以来，关于行贿有名有姓的，好像他老子还是第一例。现在搞不懂的是，他老子这个国家高级干部（周朝藏书吏，相当于现国家图书馆馆长）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华夏史上第一例行贿的下作行为。还有，他老子一个国家高级官员，又快到退休年龄了，他放着“岁月静好”的日子不过，竟然要出国。出就出呗，可他竟然不去走正规渠道拿个出关文凭。让人想不通！不懂是当时的周朝国君觉得他老子是个人才不放他走，还是另有什么隐情，反正老子他是急匆匆地连出国护照都没有办就走人了。
这就让他戴上华夏史上行贿第一人的帽子，还一戴几千年。不懂还要戴到几时，也不知道后人能不能找到其它合理的理由来为他摘下这顶帽子；也不知道他的大度洒脱会不会因戴着这顶帽子而不能再洒脱下去。
可是联想到他老子的心态和参照一下现在的实际情况，他老子不去申请这个出关文凭也是理所当然的。首先是这个出国护照就是到我们现在这个现代社会仍是很难办到的，那么在以前那个封闭（封建）社会就更难办了。要办好，就要找这尊佛那个神什么的。道祖老子是个洒脱之人，他不想欠这么多人情——情面难还呀！那以后就难洒脱了。还有，可能他老子觉得自己才华满腹，过个关卡应该能从容应对，几句话就能搞定的事，何必去求爷爷告奶奶地看人家脸色。所以他就没有去办出关文凭，没有出关文凭所以就被这个函谷关的关令尹喜给拦了下来不给出关。还好这位尹关长知道他老子是个得道高人，知道他老子这肚子里有好货，于是逼着他教些为人处事之道，老子觉得没时间教他，就把为人处事之道用五千个字写下来，交给了尹关长，换得了出关西行。
这就是五千字《道德经》的由来。
当然，这也让他老子戴上了华夏行贿第一人的头衔。
看历史记载，我只是知道当时这个海关关长尹喜拿着老子给他的这五千字文，高兴得不知所以，连关长也不当了，屁颠屁颠地不懂跑去何方修炼了，而老子也骑着他的那头青牛，优哉游哉，西出流沙，也不知所终了。
老子虽然不爱说话，但他一再强调他的话对生活很管用。如他说：“吾言易可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以上出自《道德经》）他老子虽然一再地告诫大家他的话很管用，但就是很少有人能掌握、了解他老子的这个什么道不道的，所以就少有人效法他而成功，也因此，这世间的帝王将相才少的。要知道，老子的那一套套，读通了，拿个天下下来也只是个小问题。关于这个嘛，后来的庄子是承认的，所以庄子说：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庄子·让王》）。老子是圣人吗？这个就让大家去思考吧。
许多前贤后修们总把老子的另一句“无为”理解成什么都不做、任其自然的意思，但似乎忘了老子的下一句“无不为”，我总觉得老子是在忽悠我们，他的真意是“无不为，无为。”不然你读读《道德经》，其中许多是教你如何如何为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他这是在说要“为”还是“不为”呢？难道“生”与“为”就不是“为”了吗？当然，老子的无为是目的，而无不为（即有为）才是手段。所以在此我要先声明一句，他老子的“无为”是以“无不为”为先决条件的。
在此我就引用孔夫子最崇拜的舜帝说事一下吧，孔子在《论语》第十五篇中曾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大家听了孔子的这些话，真的以为舜帝就只是那样严谨、庄重地坐着不干什么了吗？不是的，舜帝可是经过了许多工作安排后方能“垂拱而治”的。如他用大禹为司空，故天下的水土皆平；用弃为后稷，则百谷熟；以契为司徒，则五典顺、百姓亲和；以皋陶为士，则刑罚中，不仁者远矣。舜帝在做好了这些选贤任能之工作后，方才有那闲情“垂拱而治”。
前些年看报道，说有位记者到日本某著名企业去采访，但找来找去找不到企业的头儿，后一职员指着一位正拿着扫帚打扫卫生的人对记者说，那是企业的头儿。记者走过去惊奇不解地问这位打扫卫生的老人，说你既是头儿了怎么还有空闲来干这累活，这位头儿回答记者说：“我既已安排好工作，大家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我闲着不打扫卫生我干啥？”嗨！这真有些像西汉开国功臣陈平回答汉孝文帝的话：“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西汉的第二任宰相曹参那就更无为，他是与高祖一起起来参加革命的，高祖得天下后先用萧何为相，等到萧何死后他为相，这时也是孝惠帝时期了——这曹参这相位还是他的死对头萧何给推荐的，可见古人的大度，也是宰相肚里好撑船吧。话说这曹参一即相位，整天就是放酒高歌，不理政事。惠帝也敬他年老功高，不好意思责问他，还生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后来实在忍不下去了才叫曹参的儿子中大夫曹什么的回家时帮忙试探问下一曹参的意思，没想到没问几句就被宰相父亲狗头喷血地骂，还外加了二百下鞭子，哎！这苦啊！结果还是孝惠帝憋不住了，只得亲自问他为何不理政事，他这才说出了一翻带黄老哲理的话，曹参告诉孝惠帝说：“既然高帝与萧相定天下，法令既明，那么皇帝你只要在上面垂拱而坐，我等臣下只要各司其职、遵而勿失就好了，还要去鸟乱什么？”这时惠帝也才悟出了道道来，说了句：“善，君休矣！”（《史记·曹相国世家》）所以后人又有什么“萧何为法，颟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因此说，老子的“无为”是以“无不为”为先决条件的。
以我的历史观来看，我认为老了提倡的“无为而治”若在民风古朴的远古时期，倒是很好实行，但在周德日衰、礼崩乐坏的周代，那肯定是施展不开的。所谓人情随世事而变，周时已是不可能再返回纯朴的上古时代了。听史书上说，孔夫子曾到当时是周朝首都的洛阳向老子求学，这么说来他们俩就有些师生方面的关系了。当然他俩或许只是探讨一些哲学上的问题，但因“道（思想）不同，不相为谋。”后来还是没合得来——各走其道——儒道分家。不过孔子还是挺崇拜老子的，他把老子比为“见首不见尾”的神龙，说他的学问深奥而玄妙；但是老子却好像很反感孔圣人提倡的什么“仁、义、道、德”。他老子讲的是应“绝圣弃智”、应“绝仁弃义”，这样社会才会回到自然无为的状态，才是理想的社会。在老子的思想里，他认为什么“仁、义、道、德”这些东西的提倡与推行，简直是扼杀了人的天然本性。
在许多观点上，如如何报怨这点上，老子认为应“报怨以德”（《道德经·第六十三章》）而孔夫子却认为应该“以直报怨”。孔圣人在《论语·宪问》中就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那是当别人问他说：“以德报怨，何如？”他听了似乎有些吃惊地反问那人说：“何以报德？”所以他接着说，应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关于这一点，我看到国学大师南怀瑾在他的《论语别裁》解说得很清楚，他说，别人对我不起，我对他好；那么别人对我好呢？我又该怎样报答呢？我是觉得孔夫子的这观点是对的，我想的是如果别人对我好，我对他好；而别人对我不起，我还是这般地对他好，那么以后就没人再对我好了。因为我是个好恶不分之人。孔圣人也说了：“唯仁人为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老子与孔夫子的思想志向，都是以匡正时世为目的。然他们所用的方法却不同，两圣都深感当时的周德日衰，到了礼崩乐坏的境地。或许老子是不破不立，想让社会就这样破下去，回到以前，再来重建吧。但圣人孔子却是想以“仁、义、道、德”来匡正时世的。
当时的周，虽然还是天下的共主，然只是表象上的了，已无力控制各诸候了，而当时是国与国之间、大夫与大夫之间相互侵伐，各国、各诸侯为了控制其人民，又不断地以杀戮的手段来恐吓人民，老子是看在眼里，明在心里，他老人家因此而嚷出了一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道德经·第七十四章》）这句话，也道出了几千年来朝代屡屡变更的原因。当然，直到现在还有许多政府还在用“谁敢闹事，抓谁坐牢”、“我们有强大的执政工具”来恐吓老百姓，他们也不想想老子的这句话和共产党本身就是从血与火的锤炼中奋斗成功的。想当年，光头蒋拥有八百万大军而且还有老美撑腰，共产党还不是前赴后继地把它打败。我想的是，若老百姓真的怕死，那我们的这个社会就不可能进步了，这样这社会才是真的快要死了。
伟人毛泽东曾说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当革命先辈夏明翰被押赴刑场前，他写下了这千古一唱“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悲哉！壮哉！这就是老子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老子思想崇尚无为，在他的思想中，认为要效法自然，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其实对这点，我认为所谓的效法自然，也不过是顺着自然生长的规律罢了。就像大禹两父子治水，大禹的父亲鲧是用违反水性的方法治水，结果失败；而大禹的成功就是因势利导，顺着水性。在此，老子也认为最接近“道”的就是水，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第八章》）他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古人说“滴水穿石”，水虽是至柔，但却能穿石。对于水的这优点，老子认为，为人处事若能效法水之性，那么都能成功。他认为水甘心处下，故海可纳百川（居善地）；水的胸怀深沉博大且凝重（心善渊）；水具有亲善仁爱的品格（与善仁）；水具坚定执着如诚信般的品格（言善信）；而且水很能把握时机，动起来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动善时）……
其实，军事家孙子在其军事思想中也认为军事行动应效法水，他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孙子兵法·虚实篇》）孙子是觉得行军作战，当如水之性。
老子讲“贵柔，处下，守雌。”这个善于处下就是水的一大优点。古来许多成就功名的人就是善于处下，所以能来贤才、纳能人。处下，“谦受益，满招损”啊！所以老子讲：“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道德经·第六十一章》）他的意思是说，这个越大的国家，就应谦卑处下，这样才能赢得天下小国的归附与拥戴，就会成为众多小国的爱慕与归依。我们知道历史上最有名的商纣王，他的确是有才力与智慧，但就是因为他骄傲地认为自己的才力与智慧高过国人，所以对别人的忠谏都听不进，最后亡国了。
总觉得老子其实就是个军事家，你看他的许多观点其实就是军事理论。他说：“知雄守雌。”（《道德经·第二十八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道德经·第三十六章》）他虽然很反对战争，如他说：“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道德经·第三十一章》）但一看他的那些观点，那可就太适用于战争了。这“知雄守雌”不是军事上的“能而示之不能”“强而示之弱”吗？对于这“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不仅仅是用于战争，我看过许多成功的人士都很善于运用老子的这观点。你看许多人只是拿出一小许去行贿，却得到了大大的利益。而军事上也说“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孙子兵法·计篇》）；“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孙子兵法·势篇》）
老子说他有三宝“曰兹；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第六十七章》）“不敢为天下先”，也就是他所说的“后其身而身先”吧。从史书可以看到，古来许多成就功业的帝王将相们都善于掌握并身体力行这点。你看那急于称王称霸的陈胜、吴广与后来的太平天国哪些猴儿们，急什么呢？当周文王去见姜太公时，姜太公劝周文王要“内修文德，外治武训。”先搞好这些工作，不要急于称王，并告诫周文王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六韬·文韬·文师》）姜太公的意思是，当你猴急着称王时，也就向天下人表明了你是霸着这天下是你的了，这不仅会失去许多人心，而且还会造成内部的争权夺利而内乱。还有后来的那个地痞出身的刘邦，即使与怀王和诸侯约定先入关者为汉王，但也不急于称，而是等着项羽来表演，当然西楚霸王的那翻表演太差了，以至刚灭了秦国，认为天下已定，却不知因为他的“擅天下之利”；他的不知“后其身而身先”的道道，而又引起天下诸侯乱起，最终弄得亡国灭身为世人笑话。你看人家朱元璋，多聪慧，半神半仙的刘基给他几个字，他就领会并运用而成就帝王大业了，哪几个字——“深挖洞，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而哪些急于称王的如同历史上的一幕丑剧，身败名裂还留下千秋耻笑。嗨，还是听老子的一言：“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这样，你才能成为天下万物的主宰。
对于“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这句，在《史记》中就记载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项王这人格嘛，史上是说他有“妇人之仁”。当臣下有疾病时，他能守在旁边，边流泪边捧汤喝臣下，但是，当臣下有功时，他却怀揣着本该加封给功臣的大印，就是大印的绳子快磨断了他仍舍不得授予功臣。这种贪图天下而不与人共有的领导人，最终是会失败的，结果哩……再来看高祖刘邦，或许是混混出身，什么都不在乎，哪个有功就赏哪个，他能与功臣共有天下。当手下的将士为他打下城池时，他真的就以这座城池封赏了，所以那些手下将士们都很卖命地为他冲杀，这就是他能“同天下之利”故能“得天下”。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道德经·第四十六章》）听说哪个省又抓了一个好大的官，贪了三千多万，别人问他贪这么多干啥时，他倒是细细地道来：“我的目的的六千万元，留二千万自个养老，给两千万与儿子，给两千万与女儿。”这狗官，怎么这样贪？还要考虑子女。其实人性嘛，哪个又能知足呢？哪个又不“欲得”呢？不从体制上解决根本问题，那么人性中“不知足”、“欲得”的弱点引发的贪腐事件，以后还会屡屡发生。人性的弱点就是因为人有七情六欲，没有了七情六欲，我看不是傻子就是神仙。对于人性的这弱点，就是要用监督手段方能控制，但监督权在谁的手里才有效用呢？大家思考去吧。
老子的思想除了“守弱”、“无为”外，还有就是这个“知足”。但对于老子这个“知足”思想，有些庸人却常常借用来为自己的无能、懒惰与不思进取而辩解。这些庸懒之人最乐与人道说的就是——“人要知足，知足常乐”。老子的这句话普遍地被这些庸懒之人借用做他们不思进取的挡箭牌之后，渐渐地，许多后人也就把老子这句话——“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理解成不求上进的消积思想了。孰不知老子这句话的思想是积极进取的，只不过是，他要求进取时要顺应自然。而他说的“知足、知止”，是要求人们在进取时，要掂量掂量自己——你有多少斤两，能干多少活儿，能得多少属于你的。你如果不能知道这些，也就是不自知，那么你就会活得很痛苦甚至会完蛋。
孔圣人在读《诗经》读到“缗蛮黄鸟，止于丘隅”时，很感叹地说：“于止，知其所止，可（何）以人而不如鸟乎？”你看孔子说的，他说——哎呀！黄鸟都懂得要停留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人反而不如鸟呢？——不知道自己要停于何处？哈哈！这孔圣人，在“知止”这一问题上，把我们人说得比鸟都不如！不过他这里可能是说有些人而已，你看他就曾夸赞卫国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论语·子路》）看他夸卫国公子荆——活得多洒脱！多自在！这就是因为这位卫国的公子哥们儿知足、也懂得知止。
“知止”先要“自知”，“自知”才能“知止”。可这“自知”之才，可不是一般人能有的。以前听到某人说“知人者知，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王。”嗨，感觉这人挺有才的，但一读老子的《道德经》，才知道这话是老子他老人家说的。当然，也就只有他老人家方能说出这些道道来。我们看自古及今的成功人士，哪一个不具备这“知人与自知”的好品性？看刘邦，他若没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实力暂时不是项羽对手，他就会被项羽在关中灭了；如果韩信没“自知”之明，也就会被街头的泼皮无赖打死而不能立千秋功业。而那些没有“自知与知人”之明的商纣王、自封西楚霸王的项羽、秦末时的陈胜等，其下场各位读历史的都懂。所以说，这世间想要有所为的领导，他必须具备三个要素——“自知、知人与用人”。这就是老子的道。
老子他一辈子就只做到国家图书馆馆长这么丁点大的官，但他却嚷出了一句“大器晚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说真的，我看到他的这句话时，大笑，因他也说了——“不笑，不足以为道。”我大笑，是因为觉得这句话最适合我们这些到现在还一事无成而又胸怀大志、孜孜不倦的人，有时可以用这句话来安慰一下自己的无奈的。其实第一次听到“大器晚成”这句话，是看历史看到东汉伏波马援将军的传记。传记中说，有次马将军他叔父带他去看一位少年得志的同乡，当时我们的小马同志对这位乡党是羡慕得不得了，但他叔父却对他说：“别怕，吾子是大器晚成。”这还真是被他叔父说中了，后来，马将军他这位少年得志的同乡到老了仍是一介县令，而我们的小马，后来却是千古留芳的国家顶梁柱、南征北战的万户候马伏波将军。他留给后人最著名的一句话是——“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邪！”他这句名言，气壮山河，也激发着许多爱国志士献身疆场。
老子说出这句“大器晚成”的话，是有他的人生经历的。通观古今，凡是少年得志的人，往往是老无所成；而少年不得志历经磨炼的人，却又老有所成。少年之时就应是多磨炼、多游猎之时。孔夫子说的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老辈人说了“磨刀不误砍柴工”。趁年华，须好好磨剑，及时机成熟，自然能成就大业。
其实说老子的这句“大器晚成”，我也不过是用来自我安慰罢了。想想自己这一路走来，将近不惑，却还一事无成。穷啊！穷得只剩这酒、色、书、术了。古人说“三十不豪，四十不富，五十寻鬼路。”我是将奔四之人了，豪倒豪过了，然而却是没富过，以至于现在每天就过着这酒、色、书、术的日子。
说到这有人会替老子骂我了，那人会说你止之这小子说这么多干什么？你看人家老子他一个国家图书馆馆长，可以说是学富N车才高N斗，可他也只是留下这五千字的《道德经》，而且还是被海关关长尹喜逼着写下的。老子人生经验就是——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所以你止之这小子就不要再继续叽叽歪歪下去了。然而想了一下，他老子这个走后门行贿海关关长的五千字，早已被后人不知写出不止几千万亿的什么注解、心得来着。我这个无聊人也学人家做这无聊事，跟着起哄几句，也无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