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 A·米切纳
长篇小说《与上帝订立盟约的人》是美国著名作家詹姆士·米切纳的近作。作者用了两年时间研究南非共和国后写出了这部作品。小说的故事背景从津巴布韦的古代金矿直到好望角的风景，包含了一代又一代的黑人、英国人和荷兰人，但这部书的核心是一个虚构的家族，范多恩家族，和他们在芬洛镇外自由湖岸边的农庄。
范多恩家族1652年到达好望角，在乘牛车向东穿过南非草原的迁徙中成了他们的同胞的领头人。支持着这些勤苦的开拓者前进的是这样一种信念：上帝和他们订立了一个盟约——选择他们占领这块土地并击退一切反抗。南非白人（荷兰人这样称呼自己）雄心勃勃地要向东扩张，逐步占领强大的黑人国家的领土，但是18世纪后期在他们实现这一抱负的道路上出现了不易克服的障碍：1795年英国人占领了好望角。
接下去是一个世纪之久的暴乱：白人反对黑人，黑人反对黑人；最后，是南非白人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中与英国人作战。
由于英国人在数量上占优势，南非白人的大城市陷落了，他们拒绝投降，他们组成一个个突击队。在农村劫掠、骚扰英国人。雅克布斯·范多恩，这个家族在非洲的第八代，加入了保罗斯·德·格罗特将军领导的芬洛突击队。
作为报复，英国人袭击了为突击队提供给养的农庄，放火烧了庄稼和房屋，把无家可归的妇女、儿童和黑人驱赶进集中营，在集中营里，26000人——这个数字只包括白人——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雅克布斯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死在集中营中，他现在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小儿子迪特利夫身上。
在下面的缩写中，描述了迪特利夫·范多恩的生活，战争对他的童年的影响，他所受的教育，他在培养对荷兰新教的坚定信仰时所受的训练，以及这些影响在南非事务中产生的结果。迪特利夫实际上体现了在20世纪影响着这个国家的一代人。他们正派、虔诚，但是历史给他们留下了创伤，他们对未来充满恐惧。在确立他们的统治时，他们制订了一系列残酷而悲剧性的种族主义法律，例如那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法，这种做法嘲弄了他们如此珍爱的自由，也威胁着这个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才获得的一切。
迪特利夫的正规教育就在他和姐姐从集中营出来一起登上小山，眺望他饱受蹂躏的家园的那一天开始了。他的父亲雅克布斯和老格罗特将军在废墟中等待着，简短地打了招呼之后，他们带他走上了一片杂草丛生的山坡，在那儿，他看到一字排开的三座坟墓，墓碑上刻着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姐的名字。
“永远不要忘记，”老将军说，“这些妇女是被英国人杀死的。”
这是1902年，迪特利夫7岁。
“我们住在哪儿呢？”他的姐姐约翰娜问。她的全部财产就是她身上穿的衣服，迪特利夫也同样。
“我们就住在那辆旧马车里。”他的父亲回答。然后他带着孩子们走到那辆破烂不堪的马车前，他的父亲就是用这辆车带着全家人越过德雷肯斯山脉，到达林波波河北岸，最后来到自由湖的。范多恩把车轮固定在车厢底座上，并计划用木板弄一个顶篷，但车厢里容不下像约翰娜这样的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男孩以及两个成年男子。德·格罗特看到她困惑的表情时笑了。“你们两个睡在这儿，我们两人睡在底下。”她的父亲和老人在车身下边的地上铺好他们的床。
“爸爸，”迪特利夫问，“要是下雨你们怎么办？”
“不会的。”德·格罗特说。在以后的四个星期中，
他们给烧毁的农庄中的一间房子装上了屋顶，这四个星期真的没下雨。
在第二周的一天，他们正在工作，迪特利夫突然喊道，“来人了！”他们看到稀疏的一队人正穿过草原向他们走来。雅克布斯伸手去拿枪，“卡菲尔人，”他说。
在战争后的混乱中，一帮帮无家可归的饥饿的黑人开始袭击这个地区布尔人的农庄，抢走他们能够找到的东西，并殴打试图反抗的农庄主。但是对眼前这些人没什么可怕的，因为迪特利夫叫起来，“这是迈克！”
在看到只有三个范多恩和一个德一·格罗特时，迈克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他知道其他白人不在眼前意味着什么。他刚从他的家人和朋友被拘留的集中营回来，他的四个妻子只活下来两个，九个子女只幸存三个。
当德·格罗特知道了迈克的沉重损失，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带着发自内心的同情，他伸出手臂拥抱了他悲哀的同伴。
迈克和他的家人回到了他们在自由湖的小屋里，第二天早上他们开始了工作。他们没有打听对他们的工作的安排，就像以前一样干起来。
德·格罗特经常到范多恩的农庄来，不是为了食物，也不是为了友情，而是为了监督小迪特利夫的教育。“你必须记住你的曾祖父，他是曾经有过的最优秀的人之一，他被拖上了英国人的法庭，在那儿竟让一个卡非尔人作证反对他。”一晚又一晚，他对迪特利夫谈论着英国人做的坏事。“永远不要相信英国人，”德·格罗特一再重申，“他们占据了我们的国家。”
这种教育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达到了德·格罗特想要达到的目的。“迪特利夫，你爸爸和我进行了斗争，我们失败了。你还要再战斗下去，你将取得胜利。”
“我打枪很准，”迪特利夫说，“我可以打死英国人。”老人紧紧拥抱着他，对他低语：“上帝保佑你永远不必这样做。你要用更聪明的方法赢得你的斗争。”
“什么方法？”
德·格罗特轻轻拍着男孩儿的前额，“要学习。英国人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你要做的就是到英国人开办的学校去，发现他们的秘密。”迪特利夫点点头。老人继续说，“你要成为那里的教师遇到过的最聪明的孩子。你必须尽快地学会英语。”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报纸，上面有一篇英国高级专员的文章，文章无意中说出了布尔人面临的战争的性质！
“如果10年以后英国人和荷兰人之比是3:2，这个国家将会安全和繁荣；如果是2:3，我们就会遇到无穷尽的麻烦。”
德·格罗特解释了下一步的策略：“英国人正在尽一切努力让更多的他们的人来这里，并把我们淹没在英文书、英国戏剧和英国式教育的汪洋大海中。”
“可是你说你要我去学英语。”迪特利夫说。
“是的，迪特利夫，我要你去学习一切。用你的脑子接受英语，而把荷兰语藏在心里。因为征服者一旦使你接受了他的语言，他就把你变成了他的奴隶。我们失败了……”
他边喃喃嘟念着这些骇人的词句，边从椅子里站起身，在小屋里跺着脚走来走去。“我们被打败了，你的父亲和我。”然后他吼叫起来，“但是下一次战争，思想的战争，我们要胜利。你和我会看到总有一天荷兰语成为这块土地上唯一的语言。”站在迪特利夫身边，他伸出中指指点着男孩，“而你要完成这个任务。
多层果冻的社会
在大人物的传记中，人们常常见到这样的句子：“启迪人生的智慧的闪电一下子击中了他。”在迪特利夫·范多恩的身上，这个比喻完全真实。
这件事的发生，源于一批从欧洲进口的果冻粉，芬洛镇附近的商店里到了很多这种果冻粉，约翰娜对此很感兴趣，她很快学会给家里的男人们做酸甜的桔子或柠檬点心。一天，她正把果冻向玻璃杯里倒时，突然想到，如果她给每只杯子里只倒一小点儿果冻，让它凝结，然后她就可以在上面倒上另一种颜色的果冻。一再重复这个过程，她就可以做成一杯多层次的果冻，那不仅好吃，看起来也会很吸引人。
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因为她把后来的其它颜色的果冻向杯子里倾倒时，它们还太热，以致把原来已经凝固变冷的果冻融化了。约翰娜很节俭，她把这些做坏了的果冻混在一起，成为一杯什锦果冻。当她把它拿给男人们时，迪特利夫提出了抗议：“这东西看着不像个样子，吃起来也不对味儿。”第二次，当第一种果冻完全变硬后，她把第二种果冻放冷到几乎就要凝结的程度才倒入杯中，这一次她成功了，效果相当不错。她在杯子最下层放上黑色的葡萄冻，上面一层是浅棕色的苹果冻，然后是红色，最后是橙色和浅柠檬
色。这些杯子简直就是艺术品。
迪特利夫走进厨房时，它们都在一个窗台上，他举起一只杯子对着阳光，杯子里每一层颜色都晶莹透亮。
“看呀”他叫着，把格罗特和他父亲拉进屋来，“看看每种颜色怎样保持自己的本色，不和其它颜色相混。”他用手指勾画出人类的种族，他确信这是上帝的安排：“这儿在最底层是黑人，然后是浅棕色人，然后是印度人……”他把这些颜色变成了种族集团，“再往上这儿是英国人，橙色代表他们，而在所有这些人上面，是南非白人……”
“就应该是这样。”德·格罗特说。
迪特利夫在芬洛的第一位教师是英国人，但现在来了位新教师，一个不同类型的小伙子。他叫皮特·克劳恩，他上课的第一天，就让迪特利夫明白关于受英语训练的那套蠢话该结束了。
克劳恩经常从芬洛镇骑马到自由湖来和人们聚会，并告诉他们，“我们应该在一切方面消除我们的从属地位。再也不要说英语了，除非法律有规定。”约翰娜·范多恩越来越欣赏他那坚定有力的演说，这些话正是她所想的。
她邀请这位新教师到自由湖来了三次，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一天晚上，克劳恩回芬洛以后，迪特利夫开玩笑说，“这回克劳恩可被打败了。”听了这个嘲笑，约翰娜什么也没说。但是，克劳恩下一次来访时，迪特利夫自己也感到受了他的吸引。
“在这个国家我们必须有某种秩序，”克劳恩带着勃发的激情说，“印度人、有色人种、黑人都有他们合适的位置，都应该服从我们通过的法律。我也不希望由英国人来制订这些法律。我希望南非白人占据一切有决策权的位置。”
仅仅四个星期之后，克劳恩激动地走进厨房，向男人们宣布：“约翰娜和我打算结婚。我请求你们允许。”迪特利夫对此毫不感到吃惊。这件事受到老克洛特和约翰娜的父亲的赞许，受到迪特利夫最热情的支持。
芬洛现在成了小型南非欧洲人社区的一个典型：它有德·格罗特将军一一过去几次战争中的英雄；有皮特·克劳恩，一位想要改造整个世界的激进的教师；有迪特利夫·范多恩，人们寄以期望的小男孩。有时，好象是这个社区的各种力量联合起来促使这孩子更理智，更具献身精神。
当时，迪特利夫的姐夫皮特·克劳恩对他影响最大，因为他习惯于通过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的双眼来观察社会。克劳恩把维持这个农庄和芬洛镇做为德兰士瓦活动中心的地位视为自己的责任。他要求每个人充分注意发生的一切，并随时准备解释它们的意义。在1910年那值得记忆的日子，当时四个彼此不相联系的殖民地——分属英国人和南非白人一一组成了个巨大的联盟，有了自己的总督、总理和议会，克劳恩欣喜若狂：“现在我们可以从事我们自己的事业了。想一想，孩子们！这个学校里有人可能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的未来的总理。”
一天早上，在学校里，他发出了一个使学生们激动的通知：“我希望每个人赶上自己的马车，请你们的父母一起，我们要去看一件新鲜的事情。”下午3点时，他把大家带到了火车站。当从比勒陀利亚开出的火车进站时，他和他的妻子领着孩子们欢呼起来。
15节敞篷牲畜车厢开进站来，惊奇的学生们盯视着数百名中国苦力的黄面孔。他们是1904年从中国来的工人中最后的一批。
政府和经营金矿的英国人曾经当真相信，招进5万名身强力壮的30岁以下的年轻男人，让他们在地层深处的矿井中工作，在10年或20年的长时期中没有任何娱乐，不和女人接触，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合理的休息，这种做法能够行得通。当这些年轻人开始赌博时，荷兰教会大吃了一惊。而当他们开始与黑人、有色人种或下层的白人妇女们私通时，新教的牧师们在布道时大叫大喊着上帝会惩罚这块土地的。
现在所有的中国人正在被赶出这个国家。当这列火车滑.下山坡开往莫桑比克时，南非就消除了这一威胁。
克劳恩解释说，“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地方，他应该呆在那儿。我们已经把中国人送回中国去，我们必须把印度人送回印度。英国人也应该回英国去。这儿是南非白人的土地。”
“那么卡菲尔人呢？
“他们像我们一样是非洲的一部分。但是他们都是孩子，保护他们，向他们解释他们应该怎样服从我们的法律，这是我们的责任。卡菲尔人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应该关心他们，但也要严格地要求他们。”
每当迪特利夫听到这种说教，他就会想起那只装满分层果冻的玻璃杯，每种颜色都在它合适的位置上。
最后的反击
1914年8月的一个晚上，吃过晚饭后，雅克布斯·范多恩推开他的碟子，然后看着儿子说：“决定的时刻到了，我们去见德·格罗特。”
他们走到附近的农庄，在那儿他们看到老将军躺在床上，他成了一个81岁的疲倦的老人，雪白的长胡子给他凹陷的脸颊抹了一层霜。有人给他带来了令他激动的消息，当小·迪特利夫跟着雅克布斯走进小屋时，老将军的全身好象都充满活力。“那么你们要去参加战争了！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他在说什么？”迪特利夫问。
“他在说欧洲刚宣布的战争。德国人正在和英国人作战，感谢上帝，当然，我们要站在德国一边，你和我，迪特利夫。”
“我们要留神简·克里斯琴·斯马茨，”将军警告说，“他会想方设法把我们拖向英国人那边。他喜欢英国的一切；制服、王位、向他鞠躬的人民。要盯住他。”.
他们谈论着他们应该采取什么策略以保证南非在战争中站在德国人一边，谈论着当德国的胜利使他们摆！脱奴役时（他们认为他们一直在受奴役），他们可以做什么，直谈到深夜。
迪特利夫对结果忧心忡忡。他认为简·克里斯琴·斯马茨——布尔战争中的一位将军，但现在在政府中占据高位——是个聪明人，他会有效地保护帝国的事业。然而，尽管有这种忧虑，他知道，如果南非白人此时不起来反抗，他们就永远不会赢得自由。
夜间不断有人来拜访德·格罗特将军，迪特利夫逐步认识了他的民族的那些伟大的英雄：克里斯琴·德·韦特将军，科斯·德·拉雷将军，克里斯琴·贝厄思将军，还有不屈的曼尼·马里泽。但给他印象最深的英雄是克里斯托弗·斯坦，他表现出是一个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理智的判断能力的人。
1914年9月前两周发生的事情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德·格罗特派遣使者到各个突击队去，告诉他们，他期待着他们一听到将军们宣布自己站在德国人一边，就立刻举行起义。皮特·克劳恩收起了书本，渴望参加战斗。19岁的迪特利夫每天在自由湖后边的山坡上用毛瑟枪练习射击。
9月12日开始，德·格罗特召集了一系列会议，西南非洲德国武装部队的一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向这些当地人保证一切都已准备好。起义即将来临；曼尼·马里泽将率领他的突击队沿边界进入德国人的领地；贝厄思将军将在对斯马茨发表一通严厉的谴责后辞去他在政府中的职务；德·格罗特将军将召集德兰士瓦东北部的人们。将要占领比勒陀利亚，俘获政府成员，德国军队将占领从西部的大西洋海岸直到坦噶尼喀的印度洋海岸。
9月14日夜里，迪特利夫骑马去芬洛，他的姐夫在那儿召集了22个突击队员。他们继续连夜赶路到达了一个集合点，别的参加起义的人也正向那里集中。天亮以后，当他看到如此众多的人愿意再一次为南非的共和政体而战斗时，他情绪高涨地向克劳恩喊着：“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挡我们！”
接下去就开始了一连串的打击。他们最依赖的领导人，科斯·德·拉雷将军被一颗流弹打死。不久以后，贝厄思将军，他本来可以代替死去的德·拉雷，却在逃过瓦尔河时被淹死。曼尼·马里泽在边界上保持中立，而德·韦特将军受到包围后被迫投降。
斯马茨没有犯一次错误。从西南非洲来的德国入侵军被击退了；坦噶尼喀的德国人丧失了机动作战的能力；在国内只有保罗斯·德·格罗斯和克里斯托弗·斯坦坚持与他作战，他们被牵制在德兰士瓦一隅。
11月的一个晚上，在高原上长途骑马奔驰之后，德·格罗特告诉雅克布斯和迪特利夫说：“我觉得太累了。”人们为老人搭了一张床，这是10天来他第一次睡觉，他想说点儿什么，话未出口，人向后倒去，他就这样去世了。由于他的死，这最后一支突击队开始瓦解。克里斯托弗·斯坦拚命努力把人们集合在一起，皮特·克劳恩则威胁说要打死任何打算逃走的人。
“再打一仗，就会取得巨大胜利，”他争辩说：“将军们会从莫桑比克来救援我们。”
“莫桑比克没有德国人。”雅克布斯·范多恩说。但克劳恩不这样认为，他把部队调到一个阵地中，如果不经过战斗，他们就不可能从那里撤出，在这次战斗中，雅克布斯一口气打出了303发子弹。在为父亲的勇敢作了祈祷后，迪特利夫说：“皮特，我想我们最好回家去。”
幸运的是他们确实回了家，因为第二天政府军就包围了这支突击队的残余，并逮捕了克里斯托弗·斯坦。在布尔战争结束后，斯坦曾接受了南非武装部队的一个职务，并且从未辞职。按照法律，他是个叛逆者，尽管其他数百名起义者受到了宽大处理，斯马茨却决心对这位军官起诉。1914年12月的一个阴沉的日子，军事法庭对斯坦判处死刑。来自各地的南非白人，包括很多不支持这次起义的人，都发出呼吁，要求让这位勇士活下去。但斯马茨毫不理睬。
迪特利夫给玛利亚·斯坦，这位起义者的女儿写信说：“我曾在你的父亲身边作战，他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他将永远活在我心里。他是被极不公正地处死的，如果我有一天见到斯马茨，我会用子弹打穿他的脑袋。”
不仅斯坦的女儿会永远记住他，所有仰慕英雄的人也都会永远记住他。斯马茨制造了一个殉道者的形象，并且给南非白人的心灵留下了灼热的创伤。
热爱你的邻居吧
迪特利夫回到农庄后，得到了新的受教育的机会。经芬洛的荷兰新教牧师巴休德·布朗戈斯马神父的推荐，迪特利夫进入斯泰伦博希大学。这所声名素著的大学用南非荷兰语讲课，它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但也对南非的政治表现出強烈的关注。
随着欧洲的战争走向结束，大学里就南非任何政府都该遵循的道德标准问题举行了一系列演讲。迪特利夫对此特别感兴趣，因为演讲人是布朗戈斯马神父。
在第一次演讲一开始，布朗戈斯马指出，南非的未来取决于它如何处理各个种族集团之间的关系。
他对于荷兰新教在过去两个半世纪中在种族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作了回顾与评论：
“在这个国家的奠基人简·范．利贝克领导下，白人和黑人一起做礼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别无选择。问题出在领圣餐的时候，很多白人不愿与黑人用同一只杯子喝酒，人们为此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方法。
“在1857年的宗教会议上，我们教会的领导人们坚持认为耶稣基督希望他的信徒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做礼拜。但是，‘假如人类的弱点要求各个集团独立，那么未开化人中的教徒应该享有独立的教堂和独立的神职’。
“这种强制做法延续了两个世纪，结果是产生了一种让毎个不同的种族集团有独立的教堂和教会组织的政策。有色人种和班图人有他们自己的教堂，他们可以按他们自己的喜好来行事，而所有的人都联合在基督兄弟会中。”
在这次讲演中他还说了许多，而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基督教教会是完整不可分的，有色人种和班图人自愿另有他们自己的教堂，目前教会分成各个不同部分是上帝的旨意，为耶稣所赞成，在一个由多数人种组成的社会里是切实可行的。
布朗戈斯马神父的第二次讲演几乎完全是关于《新约全书》的教义和基督教会的性质，他引用了《马太福音》中的一段话：“耶稣说，你应用你全部身心、全部灵魂去爱上帝，这是首要的戒律。其次的也是同等重要的戒律，是要像爱你自己那样爱你的邻居。”
布朗戈斯马说：“耶稣的精神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每个男人、妇女和儿童的胸怀中。它不去注意白人还是黑人，印度人还是有色人，妇女还是男人，也不去区分英国人和南非白人。在耶稣看来我们都一样。他同等地爱我们，同等地照料我们。”
对这种革命性的学说，听众中出现了一些骚动。布朗戈斯马最后严厉地告诉说，基督教要求其信徒们把这些信条应用于他们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特别要应用于国家的组织中。这时，听众中发出了明确的表示不同意的嘘声。但他丝毫不理睬，昂首走下了讲坛。
秩序还是自由？
当布朗戈斯马神父无所畏惧地第三次走上讲坛讲演时，他简洁地告诉听众：“为了有效的统治，我们必须公正的统治，而要想公正的统治，就必须聪明的统治。”他选择的讲演题目如此深奥而带有随意性，以至听众如果不是南非人就会感到困惑，不知怎样理解它的含义。它引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当圣灵降临节来到时，他们都集合在一起。突然，好象一阵强风，从天上传来一个声音，这声音充斥了整个大厅。他们心里充满了圣灵，他们开始用别人的语言讲话，他们表述这种精神时，每个人都听到别人用自己的语言说话。”
一个国家的政策怎样才能以此为基础？随着布朗戈斯马对这个题目的阐述，这一点变得明确了：上帝创造了所有的人，很快，他又把他们分成不同的种族，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种族，每个民族各自独立。布朗戈斯马大声读出了这一章中出现的那些民族的名称，这些名称的排列顺序十分奇妙：
“帕提亚人、米提亚人、伊拉姆人，还有美索不达米亚、朱迪亚和本都山脉的居民，亚洲人、佛里几亚人以及埃及人、塞利尼附近的利比亚人……犹太人皈依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岛的居民和阿拉伯人，我们都听到他们在讲话。”
上帝希望各个民族互不相同，希望他们保持自己的特征；布朗戈斯马认为，如果《使徒行传》成书时南非已经存在，这段经文就会如此结尾：“克里特岛的居民和阿拉伯人，南非欧洲人和英国人，有色人种和科萨人，还有祖鲁人，所有人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话。”
迪特利夫的思绪拐了弯，这些地方的名称列举的顺序正是他在果冻杯子里看到的。他的世界是有秩序的，各个种族互不相同，彼此分离，每个种族都在自己恰当的位置上。
在最后一次讲演中，神父回到了《旧约全书》的内容，他使南非白人想起他们对上帝应尽的义务。他让他们确信，在加尔文派看来，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因为上帝曾如是说：
“所以，如果你服从我的声音，坚持我的盟约，你就是我所有信徒之上的特选的子民，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属于我。”
“如果你是上帝特选的子民，会怎么样呢？”布朗戈斯马问，接着他用《利未记》中的一段话作了回答：
“我告诉过你，你将继承他们的土地，我会让你拥有它，那是一块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土地。我是你的主，我使你和别人不一样。”
“你们应该与别人不一样，因为你们要承担特殊的责任，”布朗戈斯马说，“要公正的统治，要公平对待所有的人。”那么白人教会阻止黑人与白人肩并肩做礼拜是否合适？“当然合适。《申命记》是怎么讲的？‘当至高无上的主给各民族分配他们的继承物时，当他让亚当的儿子们独立时，他就给人民划分了界限。’《旧约全书》最后的部分也差不多讲到了这个问题：‘到那天，耶和华的大厅里将不再有迦南的居民。’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每个人都十分出色。上帝给了我们合适的位置和应尽的义务，让我们过着相应的生活。但是我要用耶稣的话来结束我的演说：你们应该爱上帝，你们应该像爱自己一样爱你们的邻居。”
在斯坦伦博希大学历来的讲演中最重要的这四次讲演中，布朗戈斯马研究了任何一个神权政治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怎样组织一个社会才能既得到《旧约全书》的秩序，又得到《新约全书》的自由？迪特利夫·范多恩只听明白了这个问题的前一半。
更好的道路
在家族档案中保存的范多恩家族谱的一页上写着：“迪特利夫·范多恩＝玛利亚·斯坦 我们的英雄的儿女，1919年3月结婚。”
玛利亚·斯坦，被斯马茨杀害的那个人的女儿，长得并不漂亮：她是个粗壮的女孩儿，像她矮胖的父亲，头发紧紧地向后梳着，一点儿不时髦。但迪特利夫赞赏她的沉稳的气质。“一个出色的姑娘，”布朗戈斯马神父说，“她本人就是个女英雄。”
1921年，迪特利夫26岁，已经是一个健壮的小男孩儿的父亲，一个兴旺的农庄的主人。一张报纸上登过他的照片：一个粗壮的农夫，双脚撇开站立，宽大的腰上扎了一条绳子当做腰带，绝对看不到脖子，耳朵下边的线条直达肩膀，没有中断之处。当他在他最肥壮的牛旁边摆好姿势时，他就像它们一样。
皮特·克劳恩在约翰内斯堡有个工作，做政府的劳工顾问，专门处理金矿问题。当他回芬洛探亲时，迪特利夫看出他是满怀激情干劲十足地投入了他的新事业。
他用杂乱而急促的语调解释为什么正在发展着的城市成了国家的核心：“正是在城市中在进行真正的战斗。”
他坚持要迪特利夫跟他回去，亲眼见一见南非白人工人反对英国矿主、金融家，特别是反对班图工人的斗争。
到那时为止，迪特利夫所受的教育都极为不切实际：老将军们打的失败的仗。现在，他的现实主义的教育就要开始了。他最初的经历是在约翰内斯堡的一个区，在那里，集合着成千上万的农村南非白人，他们被牛瘟和干旱赶出了家园。迪特利夫和皮特停在了一间小屋门口，小屋里住着一个姓特罗西的家庭：憔悴不堪的丈夫，骨瘦如柴的妻子，肮脏饥饿的孩子们。
“明天你会看清楚饥饿后面的东西，”皮特说，然后他带迪特利夫到了一个工人家的客厅，那里充满着对矿业工会提出的新规则的焦虑。“他们要削减白人工人的比例，”一个鼓动者解释。金矿以前的传统作法是每雇佣8个班图矿工，必须雇佣1名白人，“现在他们打算改为10个黑人对1个白人。那意味着要使南非白人灭绝。”
罢工者的大本营是福德斯堡——一个工人阶级住宅区。在这里，迪特利夫被带进一间不引人注目的小屋里，未来的工会正在这里酝酿成立。在这儿，狂热的南非白人正与科尼什矿工们会谈，还有三个打算把南非纳入共产主义轨道的英国人。“这将是流血的日子！你和我们在一起吗？”
那天夜里迪特利夫无法入睡，白天看到的那些消瘦的面孔压迫着他，因为他知道什么是饥饿。他出人意外地告知皮特和约輸娜他要回家去。他们指责他不该抛下自己的同胞，他向他们保证说：“我会回来的。”
他确实回来了，带回了三辆马车，车上满载着他在芬洛能弄到的所有粮食。他赶着第一辆车，迈克赶着第二辆，迈克的儿子摩西赶着第三辆。他们把粮食带到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并开始分发粮食。
第二次来约翰内斯堡产生了一种迪特利夫和皮特都没有想到的副产品。迈克留下来照料三辆空马车，他把它们带到约翰内斯堡一个他本民族的人聚居的地区。这个地方叫做索非亚镇，当他回来告诉迪特利夫他的住处时，迪特利夫决定跟他一起去看看都市中的黑人怎样生活。
索非亚镇在20多年前已经存在，最初是为白人居住而规划的，但由于附近建设了一处污水处理工程，白人抛弃了这个地方。对迪特利夫来说，这简直是一次地狱之行。索非亚镇没有正规的街道，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房屋，也没有专门的供水设施。镇上到处是妓女和无赖，正派的母亲们拚命维持着家庭，同时，他们的丈夫们每天工作10到12小时，工资只有20便士。
当迪特利夫观察索非亚镇时，他看到的是一个溃烂化脓的疮疤，黑暗而邪恶，正威胁着清洁的白人城市，有蚕食南非白人社区并吞没后者的危险。他吃惊地了解到在这里黑人事实上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长期定居。“一个可怕的疮疤，”他自言自语，“这里必须得到改造。”
迪特利夫离开索非亚镇时，头脑中形成了一种肯定的看法：黑人渴望改善他们的命运，而这只有靠牺牲已经陷入贫困的南非白人的利益才能做到。他认为特罗西和其他白人矿工表达的观点极有说服力：“我们希望这是一个由白人管理的白人国家，而不是由黑人管理的黑人国家。”迪特利夫无法想象索非亚镇上那些黑人能管理任何事务。当那些无情的矿山老板宣布了那会使2000名白人失业的新规则时，他知道一场罢工开始了。
这是一次比1914年的亲德起义更为重要的斗争。矿工们为生存而战；老板们为能够节约资金而战；简·克里斯琴·斯马茨领导下的政府为社会秩序的连续性而战。
这是真正的战斗。迪特利夫转过一个墙角，看到有16名平民受到机枪扫射，一座政府建筑物被炸毁，14名士兵被杀。在一个可怕的日子，飞机飞过城市上空，一颗颗炸弹落到矿工聚集的地方。
死亡人数由50上升到100、153，食物越来越少，纵火的事到处发生。人们传说着断水的消息，街上有孩子被流弹打死。
“为什么南非白人要打南非白人？”迪特利夫不明白，而特罗西咆哮着：“因为南非白人要让这个国家保持白色。”他是个勇敢的人，当斯马茨警告说要用炮弹轰击福德斯堡时，特罗西拒绝搬家。“炮轰算不了什么，”他说。但当炮弹开始下落时，他发抖了。迪特利夫安慰着特罗西的孩子们，无法相信他的政府正在做的事情。当这些可怕的震动继续进行时，他想，这毫无意义，必须有更好的方式。
兄弟会
1923年迪特利夫加入了兄弟会，这是一个致力于使南非白人掌权的秘密组织。在积极的活动了三年之后，他满意地看到被委派到各地去的所有教师都是南非白人。铁路系统中的100个新职务也都给了南非白人。但是，正是皮特·克劳恩在比勒陀利亚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提出的一个建议把兄弟会的活动推向了更高的水平。他提出了一个策略，用这个策略，每个可行的行政计划都将落到南非白人手中。
“让英国人占有那些高官显职。我们要掌握那些不显眼的、没有吸引力、报酬也不高的职位。”这个策略中一个基本要素是不重要的行政职位的增加：“哪个地方需要一个人，我们就派去三个。无论他们需要与否，要设立更多的职位，并且在设立这些职位的法令中加上一句话：任职者必须能使用两种语言。我们要用南非荷兰语掐住他们的脖子。”
到30年代后期，克劳恩的政治观念越来越激进，在到德国旅行一次之后，他公开拥护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政策。尽管南非勉强投票决定加入同盟国，克劳恩避开了警察的注意，开始积极从事暴力活动，他组织了破坏队，秘密袭击动力线、军事设施和训练营地。忠于同盟国的人，尤其是被视为“人民”的叛徒的年轻南非白人遭到袭击，有些人被杀害。不顾布朗戈斯马神父的警告和反对，克劳恩一意孤行，终于死于一次袭击中。约翰娜·克劳恩，迪特利夫的姐姐，支持丈夫到最后一刻。
对于玛利亚·斯坦·范多恩来说，就像对于很多南非白人妇女一样，与英国人和解是不可能的。她的家庭中很多人死于集中营，她的父亲被当做叛逆者杀害。但她并不怂恿迪特利夫参加地方上的斗争。她祈祷的不是德国人的胜利而是英国人的失败，她还希望在战争中有某种非常坏的事情落到简·克里斯琴·斯马茨身上。
迈克家的人的反应就像布尔战争时一样：他们吃惊的是，南非的白人们总是彼此互相使用暴力，却没有人去想一想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口是黑人。至于结果，在他们看来是已注定的，正如老迈克临死前所说：“无论谁取胜，失败的总是我们。”
1946年，迪特利夫和玛利亚再次在自由湖边过着宁静的农场主生活时，兄弟会给迪特利夫提供了一个种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在那几年这个委员会是个不重要的机构，几乎无事可做，迪特利夫悄悄地走马上任，报纸上刊出的对他的任命没有引起任何注意。
两年以后，简·克里斯琴·斯马茨落选。迪特利夫和玛利亚乘火车来到开普敦，在这儿，他们将和议会中新的多数派一起开始重建这个国家的艰苦工作。
迪特利夫做的第一件事是使他的上级，种族事务委员会的资深秘书的生活变得糟糕透顶，以至这个英国人能够做的唯一合适的事就是辞职。几周以后，这人因厌恶而离职，一场旨在净化政府的每个部门，使行政机构基本上由南非白人来从事管理的大换血就此开始。
迪特利夫领导下的委员会准备处理各种使社会诸多要素进入正轨的问题。迪特利夫首先起草了一些初步指令，然后制订了使这些指令转变为永久的规矩的法律。他在这方面无止境的工作着——最初他只是一个不露面的官员，但随着他的成就逐步为人所知，他成了民族保护运动中受全国拥戴的英雄人物。
像全世界的清教徒一样，迪特利夫从性问题开始。他的第一条法律很简单：白人无论男女都不能与非白人结婚。如果有人企图这样做，他会被送进监狱；如果事实上已经结成了这样的婚姻，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他的下一步是进一步加强这条法律：任何不同肤色的人之间的性关系都是犯罪。再下一步，他开始整理编纂各种禁止白人和非白人在公共场合彼此交往的惯例和规则。盥洗室、饭店、电车、出租汽车、电梯、邮局窗口、火车站台甚至公园中的长椅都必须用明显的标志指明谁能使用，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只供白人”的标记。
他还帮助国会中的同伴通过了种族区域法，这个法令使政府得以把整个国家尤其是每个城市划分成几个部分，分派给不同的种族集团。这样一来，城市中心区就被清除干净，成为只有白人可以住的地方。开普敦现在由有色人种居住的广大地区将全部归于白人；有色人种都被赶到四季刮风的佛来特角的新居住区去。班图人将被限制在白人城镇范围之外的广大地带，而且只有在他们为白人的利益提供有意义的劳动时，他们才能住在那儿。
很多议员，特别是反对党的议员几乎不知道迪特利夫的存在，因为他从未出现在议员席上。然而，他却逐步获得了某种与他的职位不成比例的力量。
各种暴乱
1951年，迪特利夫大胆地着手解决棘手的有色人种问题。他们不属于任何明确的种族——白人、黑人、马来人、印度人、霍屯督人，或者任何一派明确的宗教，因为有些人是穆斯林。他们没有具体的地区，因为他们到处为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不明身份的人，因此他们不能被忽视。
“他们是杂种，”约翰娜说，“我希望我们能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就像我们对中国人那样。”
“他们的确是罪孽的子孙，”迪特利夫同意说，“他们使人想起我们的祖先所犯的罪过。”
“不是我们的祖先，”玛利亚反驳他，“是在这儿停泊的船上的水手。”
“是水手们，”迪特利夫重复着。当他想着这是民族的污点时，他决心采取行动。
1910年，英国人建立联邦时，立法中有两个条款十分重要，规定只有得到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加以修改。第13款提出英语和荷兰语（后来的南非公共语）在法律上有同等意义；第35款向有色人种保证他们将永远有权参加开普省的投票。
尽管有色人种不能参加议会，他们确实和白人一样参加了投票。1948年约50000人参加了选举，几乎全都支持斯马茨的党，在七个决定性的选区中，他们的投票击败了反对党。他们的力量正在扩大，必须不让他们参加选举。
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迪特利夫注意这个问题达五年之久。他列了一张要逐步剥夺的有色人种的权利的单子。在第一个改变法律的尝试中，1910年联邦法中的条款受到了挑战，当最高法院宣布这一行为违反宪法时，迪特利夫又发明了其他的手法。终于，在1956年，设立了新的法院席位，最高法院的成员增加了一倍多，新法律得到了通过。
对这些行为的抗议是可以想见的。1960年南非几乎由于瓦尔河附近一个黑人城镇沙佩维尔的警察的枪声而分裂。
黑人越来越多地抗议那些严重限制黑人自由的法律，白人也受到了束缚：阿伯特·卢苏利，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限制在他的家乡整整五年。非洲妇女的抗议游行受到挥舞警棍的警察的袭击；在特兰斯凯和纳塔尔，暴乱留下了数十具尸体和受伤的人。
在沙佩维尔，黑人决定进行和平抗议。他们要缴回按种族发放的通行证，他们认为在自己的国家里带着这样一种身份证明是对他们的侮辱。15000人集合在警察局门口。没有发出一声告警的枪声来驱赶他们，警察就开了火。67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被杀害，180多人受伤。
“这是不可避免的，”迪特利夫听到这消息时说，“我们的所做所为对国家有利，他们却拒绝合作。”
同一年，一个由于受最近国家生活中发生的变化的困扰，因而神经不正常的疯子，用一只左轮手枪在很近的距离打中了亨德里克·弗伍德总理的头。不可思议的是，弗伍德活了下来，并在10月份策划了一场公民投票，授权政府中断与英王国的所有关系，同时宣布南非为共和国。
五年以后，弗伍德遇刺身亡。刺客是个一半黑人一半白人血统的杀手，他打扮成听差的模样接近总理。
“我们必须要做的是，”迪特利夫对妻子玛利亚说：“通过更严格的法律，并使它们更完善。”
活地狱
迪特利夫·范多恩和他的同伙把各种旧习惯和新法律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叫做种族隔离法的东西。看一看种族隔离法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怎样发挥作用吧。
在芬洛有一所女子学校，以其优秀的毕业生而著名。校长罗尔夫·斯特克尤其为两个小姑娘而自豪，她们是9岁的珀特拉·艾伯坦和10岁的明娜范瓦尔卡。
麻烦是算术课引起的。小珀特拉的这门课得了最高分，超过了她的朋友明娜。明娜对此并不在乎，她对母亲说：“我怎么也无法喜欢数目字，我也不擅长数学。”
范瓦尔卡太太不满意，她要求见见得到最高分的那孩子，斯特克先生同意了。后来，在种族等级委员会面前作证时，他回忆说：“范瓦尔卡太太第一眼看到珀特拉，她的嘴就张大了，表情也变得僵硬。当时我注意到了这些，但觉得她这种奇怪的行为没有什么道理。”
范瓦尔卡太太什么也没说，只是盯着珀特拉，然后急忙跑出学校，照直去找她的丈夫。“明娜的学校里有个混血女孩儿。”她说。
范瓦尔卡夫妇那天深夜未睡，讨论着该采取什么措施。因为把一个混血孩子当做白人是不道德、不合法的，对他们的女儿会有危险。
他们决定向斯特克提出这个间题，他是个胜任工作的校长，也是南非白人权益的不妥协的保护者。在南非提出这样一种指控，可不同于在匈牙利说“我认为拉兹洛是个罗马尼亚人”，或在英格兰说“你注意到没有，玛丝特桑肯定是爱尔兰人”。在正常的国家里，这种说法不过是社会评价问题，而在南非，它们有时会决定生死。
学校勉强进行了一些调查，但什么也证明不了，斯特克建议艾伯坦夫妇自动让珀特拉转学以避免麻烦，艾伯坦夫妇没有同意。
得知这种情况，范瓦尔卡夫妇决定正式起诉，他们写了两份宣誓书，详细说明了申诉的理由，把它们寄给了普勒陀利亚的人口调查署，随信附上10镑的保证金。政府相信保证金表示了起诉者的信心：“它可以阻止不怀好意的人做无聊的、无根据的申诉。”
种族等级委员会在芬洛的审判厅开会。最初几天用来听取所有有关各方的证言。目的在于了解艾伯坦夫妇的朋友们和其他人是否认为他们是白人。证词表明确实如此。
关键的证明在第三天进行，那天一辆汽车带来了艾伯坦全家，包括两个大孩子，但不包括珀特拉，三个委员向他们提问：“你们的祖父母是谁？”“你们有混血朋友吗？”“你们去的教堂是只许白人去的吗？”
提问进行了3小时。艾伯坦家看起来像别的南非家庭——通常是荷兰人后裔——一样，受过良好的德语训练，或许有过一个胡格诺教派的远祖，不大可能是马来人、霍屯督人或班图人。
这时，委员会开始检查嫌疑分子的身体。每个委员都有自己独特的发现非白人血缘的方法，这些方法来自各种各样的农民的愚味。范瓦尔卡先生根据他老婆的指点。特别强调雀斑和耳垂：“白人长雀斑，混血种不长。”但当检查艾伯坦家的人时，他发现艾伯坦太太和一个儿子没有雀斑，艾伯坦先生和另一个儿子长了很多雀斑。“现在看耳朵，”他对屋子里的所有人解释：“白人耳垂边有个凹处，混血种没有。”但是，艾伯坦家的人又是两两不同，并且刚好和前次的标记相反。
委员会主席迪特利夫·范多恩只相信头发。他要来一支铅笔，“我们把耳朵上方的头发紧紧缠在铅笔上，”他对旁观者解释：“如果是白人，当铅笔抽出去时，头发会迅速散开。如果是黑人，头发仍然成卷儿。”
现在开始检查小姑娘本人。珀特拉被带到审问者面前，三位委员很仔细地研究她的双手，注意有没有雀斑，指甲的形状，头发是否卷曲。
“珀特拉，走到房间那头再走回来。”显然，在范瓦尔卡先生看来她走路的样子就像个混血。
“现在，珀特拉，我们要进行最重要的检查了。”范瓦尔卡用抚慰的声调说，因为他想要小姑娘接受一种某些人认为十分可靠的检查：“脱掉你的外衣吧。”
小姑娘很害羞，但并没有感到为难地脱下了外衣。她拉平衬裙时，委员们都特别注意她脊椎骨下端的小三角部位。因为，正如范瓦尔卡向他们保证的那样，“如果那里发暗，你们就可以肯定她有班图人血统。”这一项结束了，艾伯坦家的人离开了房子。
来自内政部的一名调查员和四个助手花了三周时间，仔细调查了艾伯坦家过去的历史，他们发现的东西令人吃惊，艾伯坦家人的血管里确实有混血的因素。
1694年，蓓特罗·范多恩，迪特利夫的一位远亲，令她的家庭大吃一惊，她挑选了一个马来人和霍屯督人的儿子作她的丈夫。那些早年的日子里有过这样的婚姻，因为当时《旧约全书》还没有变成冷酷的教条。
范多恩家族以后的几代人成功地掩盖了这桩丑闻（迪特利夫的一支和这一支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蓓特罗和她丈夫的子孙们不再用原来的姓，他们用假名姓潜身于下层百姓中。蓓特罗的一个后裔嫁到了艾伯坦家，她的皮肤和他们的一样白，污点就这样被抹掉了。但没有全抹净。自1694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维护种族纯粹的人们保持了对蓓特罗的后代的记录。艾伯坦家被挖了出来。
结果既迅速又残酷。作为有色人种，艾伯坦家被绝对禁止继续住在他们已经生活了40多年的地方；他们必须搬到一个专为他们的种族准备的地方去。但芬洛没有这样的区域，于是他们全家迁往开普敦，那儿有大量的有色人种。
他们能够找到的唯一住处在一座简陋的三层楼里，这座楼最初是作为移民的临时营地用的。现在每个用薄板隔开的单元中挤住着好几个家庭。
珀特拉又进了学校，这所学校的教职员是一些极富献身精神的有色种族的男子和妇女。当她的父亲出席家长会时，学校委员会的主席找到了他：“艾伯坦，我们的教师告诉我你的珀特拉是个天才。你应该考虑她的未来。”
“在这个国家一个混血儿能干些什么？”
“你不应该把眼光只看着国内。我女儿去了加拿大，她告诉我那儿的大学里有很多种奖学金对珀特拉这样的孩子开放。澳大利亚，甚至伦敦也如此。”
这种想法超出了艾伯坦的知识范围和他的财力，但他明白他必须抓住这些想法，因为，正如那位主席所说：“把珀特拉这样一个女孩子留在南非就等于让她去死。”
临时居住者
老布洛克在约翰内斯堡的切斯顿大厦做收发信件工作。他54岁，但看起来要老得多。年轻时他在工厂工作，在厂里学会了很多技术，这本可以使他胜任不少种高级职务，但由于他是黑人，他无法得到提升。
一次事故使他跛了一条腿，他很幸运找到了一个分发官方报纸的工作。这工作工资很少，而用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又很长，但他不能不干，因为一个黑人只有当他为一个雇主工作过10年以上，他才能有资格留在约翰内斯堡并可以在索韦托占有一座房子。如果他离职或被辞退，他就失去了银行存款，失去了住房，失去了留居约翰内斯堡的权力。他就像中世纪的农奴，不是束缚于工地，而是束缚于一个具体工作。这意味着雇主可以给他极低的工资，他却无力反抗。
一天，老布洛克在委员会街被一辆卡车撞倒。当时他还没有死，第一辆经过现场的救护车是“只供白人使用”的，无法帮助他。老布洛克躺在人行道上几乎半小时后才来了合适的救护车，当到达医院的非白人诊室时，他已经去世了。
事故以后的第三天，他的妻子米丽亚姆被召到他家所在的索韦托一个区的主管人办公室中。主管人通知她，由于她已不再是一个有合法权力住在索韦托的有职业人的配偶，她成了法律所说的“多余的附属品”，并因此失去了一切留在约翰内斯堡的权力。
“你可以收拾一下你的东西，然后你必须到苏格朗德去。”
“我从没有去过那儿。我甚至不知道那是哪儿。”
“但你是科萨人，你的身份证上这样写着。”
“我出生在布隆方丹，我从没有在科萨区住过。”
“法律规定你现在是临时居住者……”
她的住房没有立刻收回，因为老布洛克从不吝惜钱财。他甚至去主管人那儿问过他是否可以买下他们住的小屋，但法律明确规定：“在索韦托非白人不可以拥有土地。”而在约翰内斯堡，除了索韦托，任何地方都禁止非白人居住，所以拥有住房就完全不可能了。
以后的几个晚上，黑人妇女们聚集在米丽亚姆的厨房里安慰她并为她送行。聚会充满了恐惧情绪，因为这些妇女知道，如果她们的丈夫去世，她们也可能被赶到某个她们从未去过的遥远的黑人隔离区去。
几天以后，一辆公家的卡车把米丽姆的财产拉到约翰内斯堡火车站。这是一次冗长的旅行，在南非铁路公司专供黑人乘客使用的简陋的三等车厢里，来自各城市的死了丈夫的妇女们被送到她们从未见过的故乡去。车厢里也有一些年轻男子，他们没能在约翰内斯堡站住脚。
第二天晚上，火车到达开普省东部的一个小站——海拉里，指定去苏格朗德的妇女们被命令上了卡车。最后她们来到一个村子，约有200所新建的简易房屋，贫瘠的土地，没有一棵树，没有一片草地或一块花园。有一家杂货店，用煤油灯照明。两条小路满是泥泞。前一年被遣送来的人们聚在一起看着新来的人。一个政府官员告诉米丽亚姆：“你在
234号。”他指着一条小路，“你会找到门牌的。”
这个门牌就是她找到的一切，234号是个空白的234号。
“他们都是这样开始的，”向导解释说：“找到他们的门牌，用它做点儿什么。”
政府计划搬迁380万人，大约每6人里有1个。要是在美国，那就等于把4000万人从舒适的家中赶出来送到恶劣的地方。这就叫做法律。
与B0SS的冲突
尽管受到种族隔离法的压迫，南非黑人从未失掉勇气。他们向往着重获自由，再度兴旺。这种向往的特征在1975年前和1975年后有重要的区别。这种关键性的变化可以通过自由湖的两个黑人生活的对比感觉出来。这两个人是：丹尼尔，为范多恩家干活儿多年的迈克的孙子；马修，他的父母在附近一个农庄工作。
丹尼尔从小就显得有出息，他尽一切可能上了黑尔堡的黑人学院，学院的黑人教师感觉到了他们民族的潜在的觉醒。他们用策略的语言提示比较聪明的学生：“警察不让我们说我们想要说的话，但你们可以问问自己，拿破仑是否毁灭了他暂时征服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抱负。”黑尔堡的聪明的学生们知道了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在南非也能发生。
丹尼尔从学院生活中总结出了两个决定他生活模式的信条：了解世界上别的地方黑人的情况是绝对必要的；但这样做时千万不要引起 BOSS——国家保安局的注意。第1条比第2条实行起来要容易，因为随着他对非洲和欧洲的了解越来越深，他也就越来越接近危险的边缘。
让一个黑人学者与 BOSS 不发生纠缠并不容易，到丹尼尔离开黑尔堡时，他已经四次上了 BOSS 的黑名单：(1)在一次学生集会上，据密探报告，他就巴西黑人状况作了一次尖锐的演说，里面包含着某种与南非类似的情况；(2)在一次模拟联合国大会的表演中，他被派担任葛罗米柯的角色——他并未要求这个角色，但总得有个人演这个俄国人，于是他接受了，以后做为一个好学生，他研究了葛罗米柯的生活和思想；(3）在伊丽莎白港的一次板球比赛中， BOSS 注意到他不是为南非队而是为英国队鼓掌；(4）在一些场合他唱《自由颂》这首大学生流行歌曲时，“用了不必要的重音”。
看起来很清楚，丹尼尔遇到了麻烦。但当他到威特沃特斯兰大学报到以攻读高级学位时，他遇到了一位白人教授。有一天，教授招他到办公室去，并对他大发雷霆：“你这该死的笨蛋！如果你进了监狱，你还能发挥什么作用？你的任务是学习，然后去教育别人。”
按照他的导师的结论，丹尼尔充分利用了制度能给予的最好条件，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满腔赤诚要在他的家乡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同时满怀信心要躲开 BOSS 的纠缠。
马修小时候看起来可没什么出息——一个矮胖粗壮的男孩儿，不愿遵守纪律。要不是他的父亲，他在14岁时就不会再上学了。他的父亲认识丹尼尔，他请那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丹尼尔来和他的儿子谈一谈。
受到丹尼尔的鼓励，马修受完了中等教育，进入祖鲁兰大学学习，这是一所黑人大学，丹尼尔正在那儿教书。但马修更多的是在家乡，和激进的大学生们一起在自助餐厅的圆桌边聚会，正是由于与他们的关系，他和 BOSS发生了冲突。麻烦开始于开往德班的一列游览列车上，当时马修带着一帮大学生唱着一支革命歌曲，歌词大意是：东方一轮红日正在升起、升起，西方一弯残月正在下沉、下沉。我追赶着太阳无论它如何眩目，月亮慢慢的溶入夜空。啊，辉煌的太阳！
第二学期结束以前，马修被 BOSS 的特务探听出来，他被带到海姆斯铎的一个警察审讯中心，那里曾做出过很多声名狼藉的判决。康拉德·克劳恩，皮特·克劳恩的儿子在那里工作，他决心扑灭黑人运动的最为微小的火花。
马修背后的门刚刚关上，克劳恩就对他的助手，一个军士说，“带他过来。”军士用有力的右臂在马修后面狠狠一击，马修朝前跌去，当这个黑人跌跌撞撞走到克劳恩的桌前时，后者挥动右拳打在马修的脸上，小伙子倒下了，克劳恩和助手跳到马修身边，一阵拳打脚踢直到他昏厥过去。
在南非任何一个地方，秘密调查都是暗无天日的事。过去几年中，约50个人从八层楼上跳下来自杀，或用监狱里的床单吊死自己。但在海姆斯铎，调查是一种艺术，这样的错误得到了避免。当马修苏醒时，他发现面前的军士拿着一支赶牛用的电刺棒。
“脱衣服。”他说。
马修犹豫了一下，军士叫来了两个助手，他们剥掉了马修的衣服。马修赤裸着全身站在那里，他们把刺棒伸向他的睾丸，然后满意地注视着他跳起来躲避这样的折磨。
东方的太阳
整整三天，马修被拳打脚踢，受各种折磨。当他提出要求时，他可以吃饭、上厕所、喝水，但折磨十分频繁。第四天，他听到了对他的第一个指控。审讯的官员哼着《自由颂》:“东方一轮红日正在升起。”
“东方一轮红日，你指的是什么？”
每个回答都引起新一轮的拷打。
第七天，他听到了对他的第二个严厉指控：“人们说你是个黑人意识活动家。”
“是的，我主张黑人的权力。”拳头击在他的下颚上。
“你是个班图人，愚蠢的卡非尔班图人没有任何权力。”
“我是个非洲人。”又是一拳打在他的嘴上。
BOSS 在精心策划谋杀时从未如此冷酷过，它力图用一切方式来恐吓那些有可能制造麻烦的人。危险可能发生在这个黑人受审问9ー10天之后：“第51号案件，判决：在越狱时被打死。”
要不是监狱外边一个从未见过马修的人，这本来会是马修的结局。这人是安德列·马伦，白人，29岁，《德班报》的一名记者。马修被捕那天，两个黑人来到马伦的办公室，告诉他，马修是个倔强的黑人小伙子，康拉德·克劳恩对他一定会忘掉关于避免过分威胁的法律条文。“注意以后的事，”两个黑人提醒他。
于是马伦开始写马修案件的文章，他要求警察部门提供马修身体状况的报告。
南非有一条法律规定， BOSS 可以随时进入任何作家的住处而不必有许可证。如果他们找到什么笔记、资料或照片，这些东西也许会用来写出一篇可能冒犯政府的文章，这位作家就可以受到无限期拘留，用不着任何针对他的指控。
一天早上，一帮 BOSS 出现在马伦的公寓里。他已经销毁了他的大部分文件，但他们还是找到了世界宗教协会在日内瓦出版的一份报告，这是个反种族歧视的团体。就是为此他们把马伦投入了监狱。
警察部门继续毫无顾忌地追查马修的生活和信仰。自由湖附近一个农庄里有个倔强的黑人小伙子名叫乔纳森，他是丹尼尔的弟弟，曾经在利夫金矿当工人，此时失业在家。他一直注意着报纸上对马修案件的报导。现在他认为马修就要被谋杀了。他召集了四个朋友，问他们：“我们说过多少回要设法救出马修，然后逃往莫桑比克？”
丹尼尔正在家乡度假，他们想听听他的意见，派了人去接他。当他站到他们集会的小屋门口时，他意识到只要再迈进一步，他就会成为革命运动的一分子，有可能毕生蹲监狱或者死亡。他走进了屋子。
“我希望你们做这件事时能够不用枪。”他说。
“这是个用枪的年代，”乔纳森说，“如果我们到达莫桑比克，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干？”丹尼尔教授感到自己年纪已大，力不从心了，象很多教师一样，他害怕他的教学导致的结果，但他面对挑战还是被深深地激动了。
“如果你们到了莫桑比克，要先站住脚，在你们能够依赖周围所有国家——纳米比亚、津巴布韦、博茨瓦纳、莫桑比克——的帮助之前，不要轻举妄动。这以后可以稍稍活动一下，这里进一步，那边退一步。12年之内，靠着苏联、东德和古巴的援助，巨石将会松动。”
五个年轻人分头来到了海姆斯铎。他们果断地进入警察总部，占领了值班室和前厅，匆促地搜查了各个房间，找到了马修。
“出了什么事？”马修张开肿胀的双唇问。
“到莫桑比克去！”
他们未发一枪撤出了房子，藏好他们的枪，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活。
最后的遗言
迪特利夫范多恩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天是1966年12月16日，这一天，他被邀请在盟约日庆祝会上做主要发言人。他讲的是在他指导下制订的新的住房建设规划的进展情况，位于建设场地上的黑人居住区索非亚镇已被推平。这个地区重新命名为特利奥夫，现在由白人家庭占据，他们可以保持他们的小房子的清洁，让花坛里鲜花盛开。
在很多方面，他的讲话概括了他对人民的未来的设想，有些句子会让人记在心中：
“永远不要忘记，这是南非白人的土地，是用我们的鲜血换来的。1652年我们国家的奠基人简·范·利贝克第一步踏上这块土地时，他没有见到一个科萨人或祖鲁人，那时他们还没有越过林波波河。既然他们现在在这里，那么引导他们，让他们遵守秩序，统治他们，就成了我们的义务。
“为保卫上帝在他的盟约中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进行了战斗并赢得了巨大胜利，我们将永远准备好退到车阵中去抵御对我们的任何攻击。我们必须如此，因为我们是上帝派来执行他的意旨的。
“孩子们，一定要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做好准备，打击我们的敌人！不要让恐怖主义组织踏上这块土地，不要听共产主义的宣传，不要有自由主义的虚弱，不要让英国圣公会的主教们散布谎言。当你们战斗的时候，要记住你们正在做上帝希望的事情，因为他规定了你们应该在这里。”
当他离开讲坛时，他感到胸口一阵疼痛。他摇摇摆摆地走到他的座位坐了下来。疼痛再次袭击了他，伴随着胸部的沉闷。他意识到病情严重了。他被紧急送往约翰内斯堡综合医院的专科病房，他的家属被从自由湖召来。
像老人们常常喜欢的那样，他隔开儿子这一辈，把颤抖的手伸向他的孙女，亚麻色头发的苏珊娜。苏珊娜用的是他死在集中营的一个姐姐的名字。“靠近点儿，珊妮。”他低声说。当他吻着她的手时（在他来说，这是一个极不恰当的动作），其他人都明白死神即将来临。
“珊妮，”垂死的老人说，“你必须永远做对你的国家有好处的事。”这是支配了他一生的信条。
随着下午的时间一点点过去，他开始想象威胁着他的国家的敌人，不停地叨念着他过去受到的迫害，喃喃地说出那个毛骨悚然的名词：“集中营。”他急切地再次把手伸向他的孙女，看着她生气勃勃的面孔，他低声说着，“珊妮，永远记住他们在集中营里对我们做的一切。”
他用手臂撑起身子开始呼喊：“车阵，弟兄们，把马车围成一圈！珊妮，告诉驭手拖住……”他倒下来，吸了最后一口气，“告诉你的儿子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他指定的位置。”
（云间石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