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学莫近乎其人法

荀子是我国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在学习方法上，他提出了“学莫便乎近其人”的观点。他说：“学莫便乎近其人。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则尊以遍矣，周于世矣。故曰：学莫便乎近其人。”荀子认为，除了书本知识以外，良师益友的言传身教也是不容忽视的。“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

荀子认为读书要有一定的顺序。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劝学篇》）

荀子认为，要想获得真正的学问，就要专心一意，持之以恒。他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韩愈：提要钩玄法

唐代大学问家韩愈在谈到读书问题时，曾说过一句名言：“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后人将他的话概括为“提要钩玄”读书法。

按照韩愈的这个方法，读书首先要将书分门别类，然后按其性质类型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读书法。对于那些记事性质的历史书籍，阅读时必须提出纲要，也就是提纲挚领地将书中的主要内容抽出来；对于那些理论方面的书籍，阅读时则要注意探取其深奥的观点，也就是抓住它的精髓部分。

读书若能做到提要钩玄，效果必定会好。因为“提其要”，能使自己对书中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一目了然，对事件发生发展的原因清清楚楚，从而可以进一步了解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钩其玄”，便于把握重点，吃透精神实质，对某些重要观点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开拓视野，活跃思维，增长知识，提高水平，将书中的营养，化为自己的血肉。

有的同学往往有这样的感觉：读过一本书后觉得模模糊糊一大片，说不清道不白的，收效当然也就微乎其微了。这就是读书时没有“提要钩玄”的缘故。如能一边读书，一边注意提出其“要”、钩出其“玄”，那么你就基本掌握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苏东坡：八面受敌法

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是很著名的一种读书方法。

“八面受敌”法是怎样提出来的，又作何理解呢？事情是这样的：有个名叫王庠的人在应制举时，向苏东坡请教读书方法。苏东坡就给他写了封回信，信中有这么一段话：“书之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取，但得其所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之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实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似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内容丰富的书籍就像大海一样，百宝俱全，应有尽有。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将所有的东西都得到，只能得到自己所需求的部分。所以，凡是有志于读书的人，每次读书，只须集中注意一个问题。比如，你想研究历代兴亡治乱和明君贤臣的地位、作用，那你就可以只集中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再想别的什么问题了。又如，另一次阅读，你想考虑史实古迹和经典文物，仍用同样的方法办理。其他方面以此类推。用这种“八面受敌”法读书，看起来似乎迂钝了一些，但到了学成之日，是那些涉猎者们所无法攀比的。

后人对苏东坡的这种读书法，多持赞成态度。如清末学者李慈铭就称赞道：“诚读书之良法也。”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村调查》中也说：“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八面受敌”受到后人推崇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是一种高明的读书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苏东坡将研究对象分为八个方面，然后各个击破，根据从八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加工整理，然后得出结论。“八面受敌”法是分析法和综合法在读书方法上的巧妙运用。

苏东坡在谈到他读《汉书》的经验时说：“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货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窍矣。”这是苏东坡运用“八面受敌”法读书的一个具体范例。他读《汉书》要读许多遍，将《汉书》分为治道、人物、地理等几个方面，每读一遍专门研究一个问题，结果他对书中的每一方面的问题，都了解得非常透彻。这个例子证明：用“八面受敌”法读书，所取得的效果是显著的。

王阳明：背诵经典、发明本心法

现在很多人反对背诵经典，尤其反对孩子背诵。王阳明主张要背诵经典。王阳明在一封家书中说道：“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

王阳明告诉我们，我们自己背诵经典、教育孩子背诵经典，不仅是为了开启他们的智慧，也是借此使他们在反复思索中存养他们的本心，在抑扬顿挫的朗诵中弘扬他们的志向。所有这些都是用来顺应他们的天性，引导他们的志向，调理他们的性情，潜消默化他们粗俗愚顽的秉性，这样使他们每天在学习礼仪方面有所进步而不觉得艰难，性情在潜移默化之中达到了中正平和。

《传习录》上记载，一朋友问王阳明：“读书不记得如何？”王阳明回答说：“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

有朋友问：“看书不能明如何？”读书读不明白，该怎么办？王阳明说，“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王阳明的心学就是一条光明大路。而心学的读书法则就是，不苛求你记住，也不苛求你全部理解，圣贤所要求的是让你通过读书而使自己心体光明。

顾炎武：万里行路法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爱国志士，也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学问家和思想家。他曾在文章中写道：“自少至老，手不舍书。出门，则以一骡两马，捆书自随。过边塞亭障，呼老兵谐道边酒垆，对坐痛饮，咨其风土，考其区域。若与平生所闻不合，发书详证，必无所疑而后已。马上无事，辄据鞍默诵诸经注疏……”。这里描述的就是他自己游学读书的情形。

顾炎武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读书法，有许多好处：第一，通过实地考察，能够纠正书本上不少错误的记载；第二，能够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相结合，学以致用；第三，能够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第四，能够发现许多原来不曾读过的新书、好书。

顾炎武五十多岁以后开始的这次大规模的游学活动，到达了山东、山西、河北、辽宁、陕西、甘肃等地，察看名关要塞，游历名胜古迹，跋涉名山大川，往来行程两三万里，所读新书又达一万余卷。由于顾炎武的书本知识和社会知识都非常宏博，所以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历史、军事和治国之道等都有深刻的研究，一生著书几十部，卷帙浩繁，在我国学术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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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注意法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的大学问家，写过《读书法》、《治国学杂话》等文章，专门论述读书方法和治学方法的问题。

他说：“昔人常说，好打灯谜的人，无论看什么书，看见的都是灯谜材料；会做诗词的人，无论打开什么书，看见的都是文学句子。可见注意哪一项，哪一项便自然会浮凸出来。这种工作，起初做时是很难，往后就很容易了。……最初的方法，最好是指定几个范围，或者作一篇文章，然后看书时，有关系的就注意，没关系的就放过。过些日子，另换题目，把注意力换到新的方面。照这样做得几日，就做熟了。熟了以后，不必十分用心，随手翻开，应该注意之点立刻就浮凸出来。读一遍，专提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初的方法，其实也是最好的方法。几遍之后，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

梁启超所提倡的“注意”读书法，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书报读了不少，可是闭起眼睛一想，脑子里竟然“空空如也”，收获不大，有时甚至是一无所获。读书的时间用去了，精力也耗费了，却没有什么收益，这实在是不合算的事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细细分析一下，原来是读书时脑子里缺少一根“弦”儿。也就是说脑子里没有带什么问题，没有明确的目的，所以书读完了就如同过眼烟云，留不下什么印象。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注意”二字。读书时，你注意哪一项，哪一项便会自然地跳跃出来，映入你的眼帘，钻进你的脑子里。

梁启超告诉我们，读书时围绕着一个题目，与此有关系的就注意，没关系的就放过。隔一段时间，再换一个题目，将注意力转移到新的方面来。这样读书就像在海滩上拾贝一样，每次都能拾到几枚自己需要的、漂亮的贝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