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晓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改革开放后作为最早考上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这两届老学生是听着袁行霈老师的授课、读着袁老师的著作逐渐成长起来的。所以他的论著我大部分都拜读过，但最近看到《袁行霈文集》后，还是非常震撼，因为这十个分册全部是他的个人成果，不包含和别人合作的论文、著作，这部分未收的论著数量还是很可观的。如果再联系他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华文明史》《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新编新注十三经》等大项目，再加上《中华文明之光》，还有20世纪60年代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等集体项目，就可以看出袁老师的工作量之巨大真是惊人。我没有能力对袁老师的全部学术贡献做全面的评价，这里只是就他在古代诗歌研究方面的成就和思路方法谈两点感想。
焦秉贞陶渊明归去来辞图扇页故宫博物院藏
首先，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如何处理文献、文化和文学三者的关系，成为近二十年来的一个重要话题，从理论上来说，大家都知道文学是本位，文献是基础，文化是必须的视野，三者缺一不可，但由于学者才性各异，很少有人能在研究实践中三者兼长，袁老师在这方面为当今学界做出了示范。他既有《中国古典小说书目》《〈山海经〉初探》这类目录文献的辑集考论，能在大量掌握文献版本资料的基础上展开作家作品的研究；又能结合思想、学术等文化背景深入研究文学史中的重要现象，如对魏晋玄学、魏晋风流、历代书画艺术等问题，他都有广泛的关注和涉及；同时在处理三者关系时，始终以文学研究为根本，20世纪80年代初就以诗歌艺术研究闻名于学界。他在透彻理解作品的基础上，将博采、精鉴、深味、妙悟四者相结合，力求每篇作品都有胜解，同时兼顾诗歌艺术论和艺术史两个方面，从文学现象中归纳出问题，提升到理论层面。最早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意境、意象以及诗歌的音乐美、人格美、自然美等多方面阐发了中国诗歌艺术的内涵。袁老师的艺术理论研究有两个方向，一是联系诗歌创作实践，讲透中国古代诗论的一些重要的理论概念，例如《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一文纠正了当时很多人以为“意境”一词创自王国维的误解，阐明中国古代传统的文艺理论中意境这个范畴如何形成，并指出了意与境交融的三种方式：从“意境的深化和开拓”“意境的个性化”“意境创新的重要性”等方面分析了“诗人之意境，诗歌之意境，读者之意境”，以及“境生于象而超乎象”的问题，论述的视角大都出自袁老师自己的阅读经验，因而不仅全面深刻，而且富有新创。又如“天趣”是中国诗书画美学中一个很难讲清楚的概念，袁老师从“趣”的溯源入手，分析了历代美学理论中各种“趣”表现和产生的原理，体现了他擅长用清新通透的语言使古人复杂玄虚的印象式评语得到精当解析的特点。袁老师艺术理论研究的另一个方向是以当代学术思辨从大量诗歌文本中总结出诗歌艺术表现的某些规律，这是比第一个方向难度更大、更具有前瞻性的研究。也就是说要通过自己的阅读体悟，提炼出古人尚未论及的理论问题，例如论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指出了双关义、情韵义、象征义、深层义和言外义五种情况，每种都举出诗例，以精彩的分析来支持论点，最后概括出所有这些多义性，是构成中国古典诗歌含蓄蕴藉的主要原因。又如论诗歌语言的音乐美，屈原、杜甫的人格美与其诗风的关系，从魏晋言不尽意论分析语言和思辨的关系等等，都是袁老师开创的研究视角。
袁老师在诗歌艺术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和思路对当今学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近十几年来，呼吁古代文学回归文学研究的呼声很高，但进展缓慢，问题就在于诗歌艺术研究本身重大的创新性突破较少，不少学者对文学艺术研究应当如何深入缺乏认识。袁老师以他的研究实践指出了深入探索诗歌艺术理论的两个重要方向，值得后学者仔细揣摩。
其次，袁老师对古代经典作家的研究与他的诗歌艺术研究一样具有范式意义。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指出，衡量一个时代文学的成就，常常以其代表作家的水准作为标志，因此大作家和一流作品的研究至关重要。他针对目前这方面研究相对薄弱的局面，提倡以大作家和一流作品的突破性研究成果来带动整个文学史学科的发展，使学科的进展不仅表现在面的扩大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深度、高度和创新的程度上。这一见解极为精辟，尤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他本人也以自己的研究实践展示了如何从多学科的广阔背景上拓展思路，提出新问题。这种范式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细读经典作家的选题眼光。早在80年代前期，他就写出了一系列作家研究的论文，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到苏轼、陆游、辛弃疾，所关注的都是伟大诗人。到90年代，他又将精力集中在陶渊明的研究上。《袁行霈文集》中有三册都是研究陶渊明的成果。其多篇论文的选题本身就体现了对课题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的判断能力。二是对大作家展开全景式研究的方法。以陶渊明为例，袁老师将陶渊明置于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和诗歌史的背景上，综合运用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全部方法，义理、考据、辞章、时代、作家、作品，对陶渊明的研究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而且每一种方法的运用都卓有成效。以考据而言，他用极其细致缜密的思维逻辑，论证了陶渊明享年76岁的观点。我最初读这篇论文时是不敢相信这个结论的，但是对文中每个论据、每句论断都认真推敲过，并且连读两遍之后，不能不为整篇论文的逻辑说服力所折服。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使陶集中大多数疑问都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到解释，而且还根据文中所使用的科学方法提出了考据的四条原则，建立考据规范的问题，非常有启发意义。其余如研究陶渊明的哲学思考、陶渊明与魏晋风流、陶渊明和晋宋政治风云的关系等等，也都是结合陶渊明时代的政治、学术文化背景深入分析作家思想境界的精彩例子。特别是联系历代“和陶诗”的文化意蕴以及陶渊明图录的研究，说明陶渊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将陶渊明研究又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有同行学者称赞袁老师“特色鲜明，自成一家”，“其扎实的功底和翔实可信的资料积累，对文本的悉心研读和独到的艺术见解，人品研究和作品研究结合，艺术鉴赏和哲学思考研究结合的方法等，都将给后学者深刻的启迪”，这些特色在他的陶渊明研究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以上两点感想都是因思考古典诗歌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引起的。而从袁老师在以上两方面的成就又不难体会他所提倡的做学问的气象和格局：能全面把握一个学术领域研究的方法，有渊博深厚的知识修养，有准确敏锐的选题判断力，是学者有大气象大格局的重要原因。但是对袁老师而言，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原因，那就是他的研究都出于纵览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华文明盛衰过程的宏观眼光，都立足于对建立民族诗学、寻找中华文明历史启示的深刻思考，这就使他所做的学术工作都具有明确的当代意义。尽管这样的境界可能当今多数学者都无法达到，但至少可以从中窥见气象和格局的内涵，我想这就是袁行霈老师的著述对后学最重要的教益和启示吧？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19日11版）
